与事实不符或有出入的几处地方

张先生谈到两点，一是文中指出1998年2月份“在北京风入松会议上，一位社会学界人士对《陷阱》提出批评，竟被何女士讥之为‘某某某根本没看懂我的书’”。这件事实张先生是从哪里考证得来，笔者不得而知。事实是这位社会学界人士上午的发言是这样开头：“《陷阱》这本书我没读，也不想读。那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研究价值。”然后就是他发表对改革形势的看法。整个会议持续一天，直到散会前我才做了个发言，主要是答谢大家来参加讨论，以及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根本没有对会上任何人的任何意见进行批驳。主持会议者寄给我的四盒录音带现在还保存着，可以用作证明。参加会议的人士也有近七十多位，坚持到下午开完会议的也有三十来人。部分与会者对这位社会学者的发言印象深刻，也知道我没对任何人的批评予以回驳。退一步说，这位社会学者已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不愿意（或不屑）读拙作，难道我还会在任何地方文不对题地去说他根本没读懂？

二是张先生叙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即我在香港当众评论李实与张平先生讲学，宣称“你们这一套根本没用，只有《陷阱》一书中讲的才是有意义的”一事。事实是张先生言之凿凿的“真实的故事”一点也不真实。一是时间错误，不是1998年，而是1997年11月间，因我于1997年12月中旬结束访问回了大陆。二是事实有误。事实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一次午餐演讲会上，李实与张平先生讲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结论是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大。讲完以后大家按惯例提问，我提问比较靠后，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的模型考虑了灰色收入没有？”他们答称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这一点。我当时发表了我的看法：“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而是灰色收入。一般的城市家庭现在都有工资外收入，权势者的工资外灰色收入往往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于他们的工资收入。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必须考虑这点，即便没有统计数据，也应该建立偏差修正值，否则恐怕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部问答仅此而已。但张先生叙述的话里却闭口不谈我对李实先生收入差距研究的质疑内容，而转到了这样一种“讨论”：“像李实教授这样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与之合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其研究和著述的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但在何女士的眼里却是一堆垃圾，粪土不如。写到这里，像何女士这样狂妄、自负、自不量力之人，笔者实在少见”。张先生以讨论者的职业身份来认定双方讨论学术问题的资格并开始谩骂，是否符合张先生所谈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国研究收入分配要不要将“灰色收入”纳入研究范围，相信读者诸君自会判断。

两件事实的真相如此，张先生处处不忘告诉读者我的记者职业（其实这点我从未隐瞒），但在核实事实上他不如一般记者做得好。任何一个刚入门的记者都懂得，进行任何调查，除了叙述者之外，还得找另一方当事人访谈，并参照环境证据。张先生在根本没有找另一方当事人核实事实或利用有关的环境材料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几次三番地用尖酸之语批评我“狂妄、自负、自不量力”，实在欠缺他那年纪应有的厚道。

三是关于刘宾雁先生写书评一事。张先生叙述事实不完整，欠准确。事实是：该篇文章登载于美国的权威书评刊物“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8年10月8日）上，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Perry Link与刘宾雁先生合写，全文很长，可能有近二万字，五张大八开报纸那么大的篇幅。不明白张先生特意只点明“中国作家刘宾雁在《纽约时报》（一说《纽约周刊》）书评栏著文评论《陷阱》，因而何著走红美国”是想说明或暗示什么？（见原始版与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