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争论”的背后

张先生的全文与我澄清事实的文章，都在网上全文刊载过，关心的人不少。有几位写了文章，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卢周来先生的“局外人语”，这篇文章可说将我与张先生的“过渡经济学派”之间产生矛盾的核心问题指了出来，《书屋》杂志将卢先生的文章刊登于2000年第2期上。

北京有人将“何、张之争”称之为1999年经济学界的两件大事之一，我不知道这样讲是否妥当，有点惶恐。当时确实有许多杂志与报纸的记者都打电话找我，希望双方配合，认真讨论一下这场争论，我表示同意。因为张先生及他那个“过渡经济学派”阵营的意见——包括张先生文中写的那些与事实有违的事情，早已由他们在各种场合如学术讲座及各种会议上不厌其烦地表达过，不胫而走，这种情况说明他们早就利用其“资源优势”对我进行了“缺席审判”。既如此，就应该趁张先生主动将这件事情浮出水面，并写成文字之机，开诚布公地摊开来谈，这样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也让关心此事的公众明白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对于一位一直想居间调解“矛盾”的朋友，我致电表示了歉意，并表明我的态度：事情开始时，我还想采取所谓“高姿态”，任他们骂上一年两年的，谅他们总有骂得筋疲力尽的那一天。但这种宽容却姑息了他们，最后终有张先生这篇集大成的高论问世——这时我就算不为我自己，也得为被他伤害到的“陷阱拥护者”们讨个公道。因为那篇文章的批判基础几乎全部奠基于谎言之上，类乎于狼吃小羊那样的借口。

按道理，帅旗已亮出，声讨的声势也颇为壮观，还有自己的杂志与他们能够支配的报纸作为阵地，且据张先生开列的名单，至少还有十几位颇具量级的学者（其中有三位还是张先生代为讨公道的“受伤害者”），看来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占，挑战的一方应该再接再厉，一窝蜂拥上痛打才是。然而记者们却碰了钉子，在我的文章发送到“天则”并由朋友在网上发表之后，张先生却再也不愿意就此事发表任何看法，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据我了解的不完全信息，在张先生那里碰钉子的杂志就有北京的《视点》，还有《中国合作新报》。据《中国合作新报》的编辑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接到几篇谈这场争论的文章，有些水准相当不错，于是萌生讨论问题的想法。但因文章全是批评张先生的，该报总编认为，事情要公允一点，应该找几个人写一两篇批评我的文章。于是编辑很辛苦地去联系了一些与张先生及“天则”关系还不错的经济学家，请他们操刀写作。但被找的数位经济学界人士都表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不想掺和，个别学者还表示自己的意见，觉得张先生此事做得不妥当。张先生高举帅旗，花费大量宝贵精力的“讨何”事业，就这样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头，稍遇抵抗就草草收兵，真有点“出师未捷身先退，长使权威泪满襟”之状。

《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在收到其他人的批评文章后，给那些作者写信，表示后悔卷入一场非学术争论，今后不再发表有关我的任何文章。虽然该报以此为由取消了别人讨论此事的资格，我也并不生气，因为天下之大，不止这一家报纸。他们挑起争论之前，我虽然从未在该报发过文章，但读过我文章的人也还有一些。

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给我来了一些信，认为“天则”这样做不对。我才想起，虽然我将这件事情看做张先生的个人行为，但别人因张先生的身份及其“声讨”方式却不这样认为。如果这种看法普遍，有损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声名，因为“天则”毕竟在北京活动了多年，在茅于轼先生的领导下，曾举办过一些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也主编过几本不错的书，如张先生做执行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一、二集。为了“天则”今后的发展，我给“天则”发了一封E-mail，简单表达了我的意见，希望张先生今后具有几种品质：慈——对后辈学者要有宽容之心，不要认为抓住了人家一点小错误就见猎心喜，大张挞伐；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仁”。请张先生设身处地想想，如果别人编造大量事实对他进行人格侮辱时，他心中的滋味是否好受；勇——知耻者是为勇。错了不要怕，只要勇于承认，不藏着掖着，别人也会谅解。如果他老人家今后稍具这三种品质，是“天则”之福，对他个人的事业发展也有莫大好处。至于后来他还在《读书》杂志上再贾余勇，将那篇文章大量删节后发表，我也没有意见——因为对张先生来说此谓“不智”。我对《读书》已表达意见：这次就算了，我也不想再卷入如此无聊的事情。但希望下次该刊再登载批评我的文章，一定要给我以对等的机会予以澄清。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了一条经验，不要害怕争论，公道自在人心。其实，经济学家们因其所倚恃的利益集团不同，治学立场与价值立场当然有所不同。我只是不能容忍一些经济学家明明在宣扬一些有利于某利益集团的主张时，偏要将自己打扮成全民族与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说这样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有多少多少好处。这实在是误导社会，误导舆论，心想这些人最好诚实一些，要利益就别要那块牌坊。但最近看到一位属于张先生一派且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干脆拉下脸来，承认自己是个“庸俗经济学家”时——这等于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商务利益与政治利益——这时不免又有点悲哀：“做个小人真快活”难道真成了一些学者们的行为准则？

世上明白人不少。就在1999年下半年，我看到了邓盛华先生写的《如何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一支俏皮的笔算是写尽了经济学界种种世态，在北京引起很大反响，据说北京一些大学经济类专业学生人手一份，一些对号入座的经济学家很生气，认为损害了自己的形象。然后陈克艰先生写文章批评我，其中有一条是指责我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不到位。他说，“数学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经济学用到数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用得恰不恰当。本人见到过一本得奖的‘经济学专著’，把大学初级生的微积分习题都收进去，以充篇幅，这难道能说是在‘用数学’？只能说是在‘卖野人头’，这难道是‘屠龙术’？恐怕连水果刀都比不上。……至于‘关怀’，实际上一点都不少。所谓关怀，无非是关怀利益，为某种利益辩护。我们这里的经济学文章，动不动就做成了策论，这恰恰是关怀太多的原因。”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济学，你能不能像在你的故乡一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只是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以及部分经济学家气度来说，这条路只怕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