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

说到底，张先生（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我不满的根源之一其实在于我的研究确实与他们那种“以西入中”的研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相同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验事实与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从启蒙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化为人类社会带有普适性的原则以后，这些价值理念确实没有国界，随着西方文化的推进也渗入了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在面对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时，负责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却确实有国界，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以中国为例，其实际经济现象已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一阶均衡”分析框架，因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阶均衡理论只分析“正供给”与“正需求”，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环境相对宽松，法制健全，讨价还价时只考虑产品（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包括的劳动时间和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设备、技术管理等），那么双方都是进行“一阶均衡”。如果环境相对严酷，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所支付的成本；如果法制不健全，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所支付的不对等成本，以及买了假冒伪劣的概率成本，也是“二阶均衡”。最复杂的“二阶均衡”，既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要考虑人为灾害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的“顾客”与“商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条件不同于欧美社会，所以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像欧美市场竞争那么“单纯”，这就必须将其纳入“二阶均衡”分析框架，考虑“负供给”。“正供给”与“负供给”对社会作用的方向不同，“正供给”增强社会的持续能力，而“负供给”则导向社会解体。《陷阱》一书其实分析的就是这种负供给与负效益。

以上表述说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特有的经验事实出发，睁大眼睛看现实。如果不考虑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的改革现实，只限于“以洋制中”，弃“灰色收入”这种生活常识于不顾，满足于用数学公式演绎中国的收入分配；或将别人分析中国问题的著作斥之为低层次活儿，只管用西方经济理论来云天雾海地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哪怕这部分经济学家再努力，再通过自说自话的“资格认定”活动将别人排斥在“经济学家”门外，他们的著作也还是中国市场（包括外国）都难于接受的“阳春白雪”，因为解释中国的权力并没有垄断在“以西制中”的经济学家手里，公众有权通过市场选择别的解释。“以西制中”学派很崇拜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告诫：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原样照搬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

第二，经济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这是个已争论了两年的问题。我再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经济学确实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其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但基本的社会良知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内生需要，在学术实践品格极强的经济学领域，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任何事物的判断面前，学者没有可能“价值中立”。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搜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搜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借用徐友渔先生在《遇罗克遗作和回忆》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是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以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一常识，非得被说成从西边出来这种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而改革常识如权力市场化成为权贵私有化的起点这一事实，以及对权贵私有化过程到底应该怎样进行价值判断，不是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吗？《陷阱》一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道出了改革常识，体现了一种常识理性，而张先生这类经济学家非得要用他们制定的“规范”来衡量这本书，以“规范”来否定这本书。动机我不想探究，借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确定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来衡量他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违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