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
说到底,张先生(与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我不满的根源之一其实在于我的研究确实与他们那种“以西入中”的研究方式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相同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验事实与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从启蒙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化为人类社会带有普适性的原则以后,这些价值理念确实没有国界,随着西方文化的推进也渗入了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在面对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时,负责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却确实有国界,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以中国为例,其实际经济现象已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一阶均衡”分析框架,因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阶均衡理论只分析“正供给”与“正需求”,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环境相对宽松,法制健全,讨价还价时只考虑产品(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包括的劳动时间和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设备、技术管理等),那么双方都是进行“一阶均衡”。如果环境相对严酷,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所支付的成本;如果法制不健全,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所支付的不对等成本,以及买了假冒伪劣的概率成本,也是“二阶均衡”。最复杂的“二阶均衡”,既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要考虑人为灾害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的“顾客”与“商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条件不同于欧美社会,所以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像欧美市场竞争那么“单纯”,这就必须将其纳入“二阶均衡”分析框架,考虑“负供给”。“正供给”与“负供给”对社会作用的方向不同,“正供给”增强社会的持续能力,而“负供给”则导向社会解体。《陷阱》一书其实分析的就是这种负供给与负效益。
以上表述说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特有的经验事实出发,睁大眼睛看现实。如果不考虑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进行的改革现实,只限于“以洋制中”,弃“灰色收入”这种生活常识于不顾,满足于用数学公式演绎中国的收入分配;或将别人分析中国问题的著作斥之为低层次活儿,只管用西方经济理论来云天雾海地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哪怕这部分经济学家再努力,再通过自说自话的“资格认定”活动将别人排斥在“经济学家”门外,他们的著作也还是中国市场(包括外国)都难于接受的“阳春白雪”,因为解释中国的权力并没有垄断在“以西制中”的经济学家手里,公众有权通过市场选择别的解释。“以西制中”学派很崇拜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告诫: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原样照搬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
第二,经济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这是个已争论了两年的问题。我再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经济学确实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其学术规范只不过是学者用来解构问题、表达学者思想的一种工具或一种解释体系而已。但基本的社会良知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内生需要,在学术实践品格极强的经济学领域,任何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理论的创立者从亲历性经验中得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任何事物的判断面前,学者没有可能“价值中立”。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材料的搜集,二是材料的处理。即便在搜集材料之时,学者的搜集工作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价值伦理倾向。在材料的处理阶段,对材料的理解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价值伦理倾向。可以说,经济学家在争论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看起来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但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及估价政策影响时必须具有某种宗旨,因为他必须判断这项政策将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这种宗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借用徐友渔先生在《遇罗克遗作和回忆》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是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以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一常识,非得被说成从西边出来这种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而改革常识如权力市场化成为权贵私有化的起点这一事实,以及对权贵私有化过程到底应该怎样进行价值判断,不是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吗?《陷阱》一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道出了改革常识,体现了一种常识理性,而张先生这类经济学家非得要用他们制定的“规范”来衡量这本书,以“规范”来否定这本书。动机我不想探究,借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确定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来衡量他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违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