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吗？

张先生坚持他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在笔者看来，是按如下三段式推演的：大前提——经济学家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小前提——张曙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在光荣退休以后又荣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写（包括编）了不少书，职业表明他是经济学家；结论——所以张曙光先生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包括凭虚构事实所作的人身攻击。

这一推论能不能成立，张先生年龄长我将近二十岁，具有多种学术身份，想必也应该明白。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弄清了一点：他在批评别人将不良风气带进学术这块净土的时候，自己恰好将他批评的东西带了进来；他严厉指责别人不宽容的时候，恰好他自己最缺乏宽容精神。我这篇文章只是澄清事实，并不想对张先生做“投桃报李”的回答，因为模仿张先生只会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尊重，也不符合后辈对长辈之礼。但我想声明一点，如果张先生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反复推敲、自称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赞赏同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疏通工作的大作只是我看到的那三个版本，恕我再也不想回应。但如他再有虚设事实进行人格攻击之举，我也不会再以自辩这种客气方式解决。“三舍”已退，敬长的礼数已尽。人生有限，经济学还有“机会成本”这个名词。对张先生这种不断给被批评者制造“事实”、虚设批评前提再加以批驳的“学术讨论”，我实在无法产生尊重之情。

以前，我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现在我却要说一句，我是经济学家，只不过绝对不是张先生这种用“以西入中”法来解释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而已。张先生又代替我在“后记”中创作了一句“《陷阱》不是为圈内人写的”，其实我只是在“导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这话说了《陷阱》不是本学术著作吗？从解释工具的有效性来说，中国从来就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一个区域，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将中国问题解释透彻，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对中国经济学界大不敬的话：由于经济学只产生于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多幼稚，经济学也就有多幼稚。“文革”时期的经济学由于受到诸种限制，建树很少，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学也只不过与改革同龄而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科学解释系统也在发展之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比后来者多走了十多年路而已，我们还没有外国那种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自己优良学术传统的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等，可以说，经济学正是一个需要创新的领域。在此我要鼓励一切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只要睁大眼睛看现实，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有志者定会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近，即使这几十年达不到，但等到中国经济学界成熟以后，总是有这个可能的，阿马蒂亚•森就是个榜样。更何况，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目的本来就不应该是为了拿西方基金资助去迎合西方学术规范，指望自己得这个奖那个奖的，只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苦难，大家为了解决本国的“真问题”才从事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张先生一派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撰文专门宣称过：人的一生就是在各种利益中进行选择。如果以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行为准则，那我确实完全不够“经济学家”的资格，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利益为向背进行过重要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