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疾恶如仇，是我们的本性

诺布效应：这个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本节的关键词叫“诺布效应”。诺布，全名叫约舒亚·诺布，是一位实验哲学家。实验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其学术观点是：哲学家不仅要在办公室里搞纯粹的思辨，还要像心理学一样做实验，以便确定哲学家关于某哲学论题的直觉是否与人民大众合拍。

诺布就做了个心理学实验。他先给被试者一个故事场景：某房地产公司老板与经理在开会谈一个房地产的项目。经理说，这个新项目能让公司赚大钱，但是会破坏环境。老板说，我才不管这个项目是不是会破坏环境，我就关心它能不能赚钱。结果这个房地产项目最终超额赚了大钱，但是环境也被污染了。

根据这个场景，心理学家问被试者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老板是故意去破坏环境的吗？大家选“故意”或“非故意”，结果有超过八成的人认为这个老板是故意破坏环境的。简而言之，这个老板不是好人。

第二个场景：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在与经理开会，也是在谈房地产项目。经理汇报说，这个项目不仅会为公司带来盈利，而且，它还能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老板说，对这个项目是否会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我毫无兴趣，我就关心赚钱。结果，这个项目果然赚了大钱，而且正如经理所说的那样，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那么，现在根据这个场景，问被试者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老板是故意去改善环境的吗？结果呢，认为老板是故意去改善环境的被试者，只占两成左右。请注意，刚才是八成，现在是两成，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把老板指认为一个善人。

既然案例一和案例二的逻辑结构显然是彼此对称的，那么，按照“对称性”原理，被试者对案例一和案例二背后所蕴含的老板意图的判断结果也应该是彼此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虽然在第一个案例中，被试者非常乐意将恶意归属给老板，在第二个案例中，被试者却不愿意轻易将善意归属给老板，这就显示出了二者在结果上的不对称。这种反常显然就需要特殊的解释。

最终，诺布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更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去指认恶人，而不是那么喜欢去指认善人。也就是说，在“找恶人”这件事情上面，大家都很有积极性，而在找“谁是好人”这件事上，我们积极性却不够。该实验所发现的心理学效应，就叫“诺布效应”。

疾恶如仇：既利他，也自利

关于诺布效应，我个人的解释是：人们对于识别“坏人”的兴趣，可能就是一种对识别者自身有利的捷思法的体现。

请注意，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坏人”并不是指自私者，而就是指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者。自私者一旦足够聪明，就不能做坏人，因为聪明的自私者必须要维护社会的信用体系的正常运作。为什么呢？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崩塌了，聪明的自私者也会跟着倒霉。换言之，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坏人坏事，挺身而出，并去制止这些现象，这与其说是为了别人，还不如说就是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一种基于自私的利他。

上面这个说法，就解释了基于自私自利的我们，为什么会对恶人那么敏感。但为什么我们对找出善人这件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呢？

找出坏人是经济有效的

这道理很简单：因为相互协作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也正因为这是常态，所以我们才对谁是好人这件事，就没有太大的甄别兴趣，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了。

有人或许会问：现实社会这么复杂，怎么就能够简单地说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呢？

这是因为，虽然现在社会中有很多阴暗、不良的现象，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确是变得越来越精致、越复杂了。这肯定是分工协作的产物，而不是互相拆台的结果。

所以，我们从现在人类文明的现状倒推出，大多数人都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贡献的，所以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这样一来，演化论就会偏好这样一种意图识别机制，即它更倾向于把坏人识别出来，而不是把好人识别出来。很显然，这样的设计更有效。大家不妨来看一下这个比方：假设我们到农村去支农，农民伯伯说，请城里的娃把眼前的这些苹果和鸭梨给分开来。你就问那伯伯了，到底有多少苹果？有多少梨？伯伯说，大概四分之三都是苹果，四分之一则是梨。好，请问你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是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射到苹果上呢，还是投射到梨上？

答案当然是梨了，因为梨的数量比较少，如果你关心的是苹果的话，工作量就会增大。

演化论是按照最简朴的原则来发展自己的认知架构的。既然我们已经预设了坏人比较少、好人比较多，那么，专门去识别坏人就显得比较经济了。

关于诺布效应，我还有一个解释，即该效应与“归责机制”的运作相关。归责机制，就是寻找“谁该为坏结果负责”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心理机制。

谁应该为坏结果负责？

在诺布所给出的第一个案例中，房地产项目的实施导致自然环境变恶劣了，这客观上也就使得人和人得以协作的外部环境变恶劣了。既然这是一种大家不喜欢看到的反常情况，我们就需要为此找到负责人，以便对他进行惩罚，由此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项目的决策人既然是老板，我们就自然会把一个“恶意破坏环境”的罪名安到老板的头上。

而在第二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环境是变好了，这一点并没有破坏我们的期望，而是顺应了我们的期望。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心理机制就处于平和状态，而不是战斗状态，所以，我们就没有很强的意图去追问是不是有人故意做出了这个伟大的行为，使得环境变好了。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去找好人。比如，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真有一位大英雄在我们认为不可能做成好事的情况下做成了好事，我们当然就会把他识别为一个好人。譬如，川航机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将飞机安全地降落到地面上的业绩，就因为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常识，而被广为传诵。而一般的好人好事，若其出色的程度还没有出众到足够引发众人的关注的份上，我们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启动我们的“好人搜索”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