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捐钱越多，就越有爱心

行为主义与功能主义是两个与特定经验科学更有关联的物理主义变种。现在先来看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人类心智是个黑箱

行为主义的意思是：你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起在其“输入”（即心理学主体遭遇的外部刺激）和“输出”（即该主体的行为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而并不需要关心在这两端之间的“黑箱”（在此，指该主体的脑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想法也可以说成是“心智黑箱主义”。

要理解该立场的蕴意，我们先要了解19世纪心理学的发展。

心理学起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到19世纪中下半叶，一些重要的心理学家，比如德国的威廉·冯特，觉得心理学应当要与哲学分道扬镳。而且，心理学要变得像自然科学一样，要用上可测量的方法来描述其理论发现。

但主观的精神活动是很难被测量的，而且当时的科学技术也不允许科学家去测量大脑内部的活动。科学家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观测其行为，也就是他们身体的运作方式。最可行的方法是：给心理主体一个刺激，然后看看其身体反应是什么；或者问其一个问题，看看其回答是什么。这就是行为主义思想的实验心理学起源。

欧洲人发明的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因为战争的原因而被传到了美国。在“一战”的时候，美国要急速动员起上百万士兵到欧洲参战，那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征兵站怎么按照新被征召的士兵的智商，对其进行军种与兵种的分类？当时就有些心理学家为军方设计出了相关的心理学测验量表，以便军方测出应征者的智商，合理分配人力资源。由于上百万人都做过这量表，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就在整个北美家喻户晓了。在今天美国的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很多环节中，都已经渗透了心理学的知识。

行为主义的哲学运用：只关注“输入”与“输出”

导源于实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哲学界。这就催生了哲学行为主义。

关于哲学行为主义，我来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若有一个哲学家试图描述某人相信天要下雨这件事，他就不会直接地说“张三相信天要下雨了”。因为按照行为主义的理论，“相信”这个心理活动是心智黑箱里面发生的事，是不能提的，我们能提的，仅仅是输入—输出关系。譬如，你可以说：张三睁大眼睛看着外面的朵朵乌云，之后他迅速地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关好，又迅速地跑到外面去，把他的爱车盖上帆布，等等。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只要你描述了上述这些行为，就等于说明张三相信天要下雨了。

那些反对行为主义的哲学家则反驳说：刚才所给出的这种行为主义翻译模式，和“张三相信天要下雨”这样的心理活动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这一翻译似乎遗留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譬如“张三不想被雨淋湿，也不想看到他的财产被雨淋湿”，等等（倘若张三自己主观上想被雨淋，他即使相信天快下雨了，也未必会关窗）。当然，面对这一反驳，行为主义学派的哲学家还会提出更细密的翻译方案，以便把论敌所指出的窟窿一一堵上。他们会说：只要加上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张三的行为，我们还是有把握通过其行为来全面翻译其内部意图的。如果只切一个他的生活片段，对于该行为，显然就可以做多重解释，并使得排他性的行为主义翻译变得困难。

——然而，对于被观察对象多长的观察时间才是足够长的呢？更麻烦的是，即使不谈这个问题，这样的行为主义翻译，难道不需要预设翻译者自身的内部心灵活动的存在吗（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心灵活动）？行为主义的麻烦还真是不少呢。

行为主义与人工智能

尽管行为主义的思想并非没有瑕疵，其社会影响力却是很大的。它不但经由心理学而影响了哲学，而且也影响了人工智能。1950年，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计算机器与智能》。他在文章里指出，人工智能研究的目标显然是让机器实现智能。但何为“智能”呢？要获得关于“智能”这个概念的完美定义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图灵就建议我们仅仅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有智能。具体而言，这一行为主义的标准，就是看被检测的机器是否能够通过“图灵测验”。

什么叫“图灵测验”呢？就是让一个人类考官同时与被检测的机器与另外一个被检测者（也是人类）进行语言交流（且彼此不能见面）。这个人类考官的任务是：判断出和他交流的对象，究竟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如果这个被检测的程序或机器足够强大，它就能够使人类考官误认为它是个人，这样的话，那台机器就通过了图灵测验。

很显然，如果一位人工智能的专家，仅仅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如何让自己设计的程序通过“图灵测验”这个目标上，那么，他所遵循的哲学原则便是行为主义。在设计该程序的过程中，他只需要关心怎么搞定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至于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任凭设计者自主发挥了。在这个问题上，人工智能专家并不需要特别关心人类心智自身是如何运作的。

行为主义模型虽然粗糙，但胜在简洁

在现代生活的很多环节里，我们都是根据一个个体的行为来判断其心理的。譬如，在西方的政治选举中，你怎么判断选民对于相关政治家的喜爱程度呢？就是看其给相关政治家或者政党的捐款数额：捐款数目越大，那么，这就说明选民对被捐款对象的喜爱程度越高。

不过，这种测算方法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许，对一个穷人来说，愿意出50美元进行政治捐款就很不容易了，但对一个富人来说，就是一口气拿出500美元，也不算什么。那么，你怎么就能说出钱多的人，对于政治捐款这事就更认真呢？我们显然还需要对更多的变量进行检测。

但是，基于行为的简单特征而做的简单测算，至少有“简洁方便”的优点。涉及众多人口的社会调查往往成本巨大，这就使得这些简单粗暴的行为分析很可能会被偏好。

然而，简洁的处理方法，是不是就一定能导出真理？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毕竟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想偷懒，就说世界便是我们以懒洋洋的姿势而看到的那个样子。世界自身，究竟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看来，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令人完全安心的哲学立场。我们不妨来看看与之不同的功能主义立场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