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会说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
本节讨论的话题和语言学有一点联系。传统的语言哲学有个缺点，就是不太关心语言学在干什么，所以我也决定在本章中加入几个与语言学更有关联的小节。本节将谈谈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
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理论
乔姆斯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又是著名的政论家，同时也是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的学术风格是啥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要用一种数学家式的精确，来刻画出语法背后的一种所谓的先天形式。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相关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是有一些历史渊源的。
柏拉图虽然没有全面讨论过语言的问题，但他认为人的心智是包含着某种先天的理性的。在本书第86节讨论“共相实在论”时，我曾提到过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教小奴隶几何学证明”的故事。现在，我们就从新的角度复习这个故事。读者都应当还记得，在那个故事里，苏格拉底曾三下五除二地让一个文盲小奴隶学会证明了一道几何题。那么，为什么没有什么文化的小奴隶也能够做出这样一道题目？柏拉图的解释就是：他心里面已经预先有理性的种子了。
接着这个话题，乔姆斯基就问了：0到3岁的小孩，为何只要通过很少量的语料刺激，就能够很快地学会母语的语法呢？这件事情，听上去是不是与小奴隶学会证明几何题一样神秘？如果你认为他是通过经验观察与归纳概括和学会了语法的话，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婴儿周围也就是爸爸、妈妈、姥姥、爷爷这么几个人，他们能说出的话的数量，仅仅是相关的母语所能衍生出的表达式的集合所具有的一个很小的子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设想婴儿可以从这样小的材料集出发，完成对于一种语言的语法的归纳。
对于上述问题，乔姆斯基的解释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所谓的“先天语法”，而具有这种先天语法，乃是人类的基因禀赋的一部分。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就以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差别来说明这一点。
很多动物心理学家都尝试教会猩猩人类语言，并给它们各式各样的符号：有的符号代表“苹果”，有的符号代表“我”，有的符号代表“香蕉”，有的符号代表“吃”，等等。这样一来，受过一定训练的猩猩要表达“我要吃香蕉”，就会将这几个符号堆在一起给动物心理学家看。但是，猩猩搞不清楚主、谓、宾的区别，它们堆出的符号的次序，一会儿是“我要吃香蕉”，一会儿是“我香蕉吃要”，一会儿是“香蕉要吃我”——在它们看来，这三者彼此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与之相比，人类就知道主、谓、宾的区别是很重要的。人类婴儿的心智能力就天然地要比猩猩厉害，因为他们似乎不太费力地就掌握了主、谓、宾的区别了——否则你怎么解释小朋友不会在接受一定的训练后，继续犯下像猩猩那样的愚蠢的错误呢？而人与猩猩之间的这种差别，显然是由二者不同的基因禀赋所带来的。
不过，人类的语言可不仅仅有主、谓、宾的区别，而且还有对于主、谓、宾的位置的不同安放方案。譬如，中国的与日本的小孩子虽然都知道主、谓、宾的区别，但是当中国小朋友说“我要吃饭”的时候，日本小朋友却会说“ご飯を食べたいです”——而后者的语词排列次序乃是：“饭”—“吃”—“要”（至于主语“我”，往往在日常日语中被省略掉）。这也就是说，在日语中，宾词的位置，必须放在动词之前，而这一点又恰好与汉语相反。那么，为何显然有着类似基因禀赋的中、日两国的小朋友，会学会这两种差别如此之大的人类的语言呢？
乔姆斯基的解释是：这就是人类的先天语法结构与后天的自然语言结构互动之后的结果了。人类的先天语法结构让人类能够不费力地掌握主、谓、宾的区别，而后天的自然语言结构则为主、谓、宾的具体位置做出了经验层面上的规定。至于小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所谓的先天语法和经验的语法之间搭建桥梁的过程。中国小朋友在自己的先天语法与汉语之间完成了架桥工作，这就完成了汉语语法的学习；而日本小朋友在自己的先天语法与日语之间完成了架桥工作，这就完成了日语语法的学习。而且，也恰恰是因为这两种经验语言背后的先天语法是相通的，日本小朋友在掌握母语后也能去学汉语，中国小朋友在掌握母语之后也能去学日语。
人脑里真有一套先天语法吗？
乔姆斯基的理论是有一定合理之处的。语言的学习的确是要有一定的先天的生物学基础的——譬如，正常人去学一门语言，不管怎么说都是学得会的，而若你要让一只猴子学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的化，这就完全是在搞笑了。毕竟两个物种的基因不同。
但是我对乔姆斯基之论比较怀疑的地方便是：人的脑子里真的有一套已经完备的先天语法吗？
对于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结构的图示化表示乃是这样的：有一条长长的水管（即语法结构的整体），水管上有很多阀门（即特定的语法规定参数），其中有一些阀门是关着的（即那些没有被明确显示出来的语法规定参数），有一些阀门则是开着的（即那些已经被显示出来的语法规定参数）。而小区的物业管理者（即某种经验语言的言说者），则会根据自己的经验需要，去打开其中的某些阀门。譬如，名词的性的变化这一参数，在汉语、日语、英语中都是“缄默参数”，而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则成了“外显参数”——这就是说，与这一参数相关的语法阀门，在某些语言中被打开了，在某些语言中又被关闭了。但这些阀门始终在那里——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中国人经过外语学习，也能明白什么是名词的性的变化。
我个人则对这个比喻的有效性是有点担心的，因为这幅图景似乎是简化了人类不同的自然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譬如，汉语的特异性恐怕就不是体现于语法之上的，而是体现于语义的表述方式之上。具体而言，作为一种具有大量重音词的语言，我们汉语的语义表述高度依赖汉字的视觉结构，而汉语的语法结构却要相对简单得多。换言之，我们的语言的发展方向与西方语言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至于日语，虽然与西方语言一样，有着非常复杂的词尾变化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的复杂性往往是基于日语自身的敬语体系的，而并不负载西方动词词尾变化的某些重要特征（比如对于动词所支配的名词的单复数的表征）。换言之，如果乔姆斯基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对于一个西方人的先天心智结构而言，该结构就应当先天地准备好大量的语法阀门，来同时应对未来可能遭遇到的汉字结构与敬体结构——但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太大胆，匪夷所思。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语法的复杂性并不是语言学的第一考量，更值得关注的是语义的来源，而语法的复杂性可能就是语义的复杂性的衍生物——这也就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而人类对于特定语法结构的把握能力，则可能是建立在人类记忆系统对于特定的语言运用图景与特定的符号次序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把握能力之上——换言之，人类的基因禀赋对于语法能力的贡献，可能并不体现在对于先天语法的支持力上，而仅仅体现在对于记忆能力的支持之上。当然，对于这一猜测的深化研究，已经不是哲学的任务，而是经验科学的任务了。
几句感叹
不管怎么说，乔姆斯基的理论至少能够告诉我们：0到3岁的确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时刻。如果0到3岁时小朋友的语言心智没有被很好地开启的话，这可能就会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不太好的影响。好在现在的小朋友是生活在一个技术比较发达的时代：大量的智能语音音响、点读笔的出现，能够让小孩接受比较规范的母语刺激，而这些设备本身也为忙于工作的父母减轻了陪伴孩子的负担。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由于目前的语言环境是缺乏关于方言的语料刺激的，目前中国的年轻人与孩童的方言水平已经每况愈下了——除非有人愿意为保护方言开发出足够多的智能语音软件。然而，任何技术的开发背后，都是有相关的资本增值的目的的——我尚且没有看到资本为这样的项目进行投资的理由。所以，方言的衰败，可能是目前我国一个很难扭转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