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今天是不是你的信用卡还款日？
在讲时间压力这个概念之前，我还想引入一个词来对时间压力进行一个说明：“时间赤字”。
“压力”和“赤字”，我认为是两个基本上可以互换的词。举个例子，说某人“财务上有很大的压力”，与说某人“遭受了财务赤字”，意思是差不多的。但因为“赤字”这词更容易被形式化，所以，我更喜欢“赤字”这表达。
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关于时间压力的一般性的说明了。也就是说，当一个认知主体在面对一项或者多项任务的时候，他如果感到自己主观上愿意投入且能够投入的时间，要少于他所预估的用于解决相关问题所需要的时间，那么这两种时间之间的差值，就是时间赤字。他如果感受到了这种时间赤字的存在，我们就说他感受到了时间压力。
那么时间压力或赤字的大小，与知识指派的容易程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应当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时间赤字变大，知识指派的容易程度就变小，反之亦然。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碰到一个带给我很大的时间压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确定性就会下降——说得通俗点，我就更难以确定原本得出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答案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前文中我所说的主体所预估的解决问题的时间，并不等于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客观时间。比如有道数学题目，我估计10分钟就能做出来，但实际上这道题需要30分钟解出来，那么按照我对于时间压力的定义，这里的物理时间意义上的30分钟，就只能算作10分钟。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复习一下本书第63节对于心智主体如何把握时间的讨论。
在此，可能有读者会质疑我：既然具有不同智力水平的人，显然会对自己需要多少时间解出一道数学题的问题，给出完全不同的估计，那么，上文对于时间压力的定义好像就不得不产生“因人而异”的结果了？我个人认为，数学方面的智力差距所导致的时间压力的感受差距的确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银行案例里，个体之间的此类差距恐怕未必非常明显。为了讨论简洁，我们不妨设想我们所讨论的认知主体都是“平均人”。什么叫“平均人”？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平均数：智力一般、情绪调控能力一般、语言表达能力也一般。这也是知识论研究所涉及的思想实验的一般操作：我们一般假设我们的故事主人公既非爱因斯坦，亦非智力低下者，而仅仅就是“路人甲”。
用时间赤字模型解释银行案例
基于时间赤字的知识指派解释模型，在本质上是基于主体对于问题的复杂度的评估的，而不是基于主体对于问题所牵涉的利害关系的评估的。那么，为何对于问题的复杂度的评估，与对于问题所涉及的利害关系的评估彼此不同呢？
请看下面的例子：
先请大家先比照两种情况，情况（甲）：我让你做一道非常难的数学题，难到什么地步？难道“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那种逆天的程度。然后你就问我：“我为什么要做这道题目？”我回答：“我就想知道你有多聪明；而且，你就是做对了这道题目，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奖赏。”情况（乙）：你要做的就是一道四则运算，但如果你算错的话，你的年终奖就没了。现在的问题来了，你觉得自己在第一个场景中更容易犯错，还是在第二个场景中更容易犯错？
我相信大家都会说：我在第一个场景中更容易犯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碰到的问题本身非常复杂，而在第二个场景中，我们碰到的问题相当简单。至于第一个问题的“无利害性”与第二个问题的“高利害性”，则不会影响我们对于问题自身的复杂程度的判断。反过来说，倘若我们把对于利害关系的考察，与对于问题本身复杂程度的考察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得出下面这个荒谬的推论：一场平常的、不太重要的摸底考试，仅仅因为这场摸底考试和大家的年级排名没有任何关系，你就觉得摸底考试本身的题目不难。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摸底考试的难度是与其重要性无关的。
但有人恐怕就会问了：既然对于利害的评估与对于问题自身的复杂性的评估关系不大，那么，为什么在银行案例中，很多人的确是有下面这种直觉呢——在我的财务状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我的确会对银行还款日到底是哪一天感到更为犹豫。这难道还不是将对于问题的复杂性的评估建立在了对于利害大小的评估之上了吗？
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可能已经混淆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对于被涉及的信念自身的确真度的考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的实践重要性的考量。这两种考量会导致两种非常不同的排序：一种是对于诸信念的确真性程度的排序，另一种则是对于诸信念所涉及的利害权重的排序。在真实的生活中，这两种排序很显然会互相干扰：比如，在高考中，你明明知道眼前的这道题很难，而你给出的答案可能是错的，但是，你未必会将这道题视为你立即要解决的一个优先性问题，因为你发现这题所占的分值不够高。所以，按照前面一种排序，你应当暂缓将与这道题的答案相关的信念转变为知识的过程；而按照后面一种排序结果，你则应当要加快这一过程。而假设后面的一种排序结果对你的心智的影响更大，所以，你最后貌似是加快了“固知”的进程——而这一点非常容易让你误认为是关于利害关系的考量主导了你的认知进程。其实，事情的真相毋宁说是：基于利害关系的考量，其实并没有让主体觉得原先不靠谱的信念最后真转变为了知识，而只是让原先不靠谱的信念被悬置了起来，不再干扰主体的别的信息处理活动。换言之，在这一悬置过程中，考生在考卷上写的答案依然是瞎蒙的，而且考生本人只要略加反思，也能知道这一点。
再用上面的思路反观银行案例的两种子情况：
第一种情况：假设我的财务状况非常好，但我也偶然想起一件事：我所签约的这家银行好像每个月都会不停改变自动还款日——如果上个月的还款日是26日的话，保不齐这个月就不是26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会对“这个月还款日是否还是26日”这一点感到怀疑，并在把这样一个信念确定为知识的过程中感到犹豫。但是，我并没有感到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实践压力。换言之，相关的知识确定任务带给了我知识层面上的时间压力，但是在实践方面没有带给我财务压力。
第二种情况：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很差，但是他所签约的银行的的确确每个月都是26日要求还款的，这个人还是会感受到巨大的财务压力的。然而，就确定还款日日期这一理智任务而言，他是不会感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认知压力，因为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说到这一步，大家应该就能够把这两种压力（即基于问题复杂性估计的认知压力，与问题的利害关系所带来的实践压力）分清楚了。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会把这两者搞混呢？我的猜测是：尽管这两种压力产生的内在机理不一样，但二者带给我们的主观心理感受可能是比较类似的，所以，有可能就在现象的层面上，很多人就傻傻分不清二者之间的分别了。但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我们还是要将二者分清楚的。
启发及运用
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压力社会。压力不可怕，可怕的是脑子糊涂，比如将认知压力与实践压力混为一谈。很多带来巨大实践压力的问题，要在理智上理解它，却未必会带来巨大的时间赤字；而很多会给主体带来巨大的时间赤字的问题，却与实际的利害关系不大。而当两种压力不幸重叠的时候，我们更要搞清楚自己目前所遭受到的压力的不同的来源，以便为不同的压力源找到不同的减压方式。举个例子：一些侦探片里，不断杀人的罪犯会定时与警方联络，要求警方做很难的数学题，如果做不出就继续杀人——这时候警方就会陷入“做数学题”所带来的理智压力与“无法迅速破案”所带来的职业压力的双重打击之中。而要减压的正确路径，就是绕开罪犯设置的理智陷阱，从“解数学题”之外的办案线索入手来定位罪犯，由此减少自己不必要的智力成本的支出。总之，你如果无法用理智看透压力的本质，你就只能做压力的奴隶，并最终被压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