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To be or not to be应该咋翻译？

前文对于事实的讨论，都预设了事实肯定是存在的（不存在的事项，又怎么能说是事实呢？）。但到底什么是“存在”呢？让我们看看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怎么来说的吧。

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应该咋翻译？

在莎翁名剧《哈姆雷特》中，男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一般是这样翻译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句话的英文原文其实并没有提到“生存”还是“毁灭”。此话的英文的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对于这一句话的直译实际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很明显，莎士比亚在这里思考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就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但这个问题，若在汉语里表达出来，多少显得有点怪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英文里“to be”的多义性所造成的。英文里面的“to be”，我们一般来说是译成“存在”，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被译成“是”，有些时候又要译成“成为”——它的意思非常丰富，中文要对应这些词要用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式，英文里面用一个“to be”就可以解决了。这一点也在客观上说明了，为何关于“to be”的问题在西方哲学里面占据了非常基础的地位。

然而，在“to be”的各式各样的含义里面，哪一种含义显得更加基本呢？大多数中国的学者在讨论与“to be”相关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一个中文词就是“存在”，并认为“存在”这个词是“to be”的第一含义。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所有的关于“to be”的义项当中，“是”这个词的义项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先性的。

我自己的观点则有点小众。我认为在关于“to be”的各种含义里面，最接中文地气的那个含义就是“有”。请注意，这个“有”不是“我有一个东西”中的“有”，而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中的那个“有”。这两个“有”的意思可不一样：“我有一个东西”中的“有”，实际上更多的是“持有”的意思，而“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中的那个“有”，其含义比较接近“存在”。

有人就要问了，那就直接说“存在”就可以了，干吗要说“有”？这是因为“存在”这个词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过于正式了。大家体会一下中文的感觉：“小王，你过来看看，那边是不是有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讲法。而这样说，就有点不自然了：“小王，你过来看看，那边是不是存在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我们看得更深一点，当我们使用“存在”——而不是“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给出一些有点取证难度的证据，来证明被你说成是“存在”的东西本身的确是存在的。比如，如果我们要回应“这种化学物质存在吗？”这一疑问的话，我们就得做个实验以获取相关的证据。与之相比，如果我们说那里有一辆汽车，一般不需要做实验，而只需要听话者和说话者顺着那个方向去看一看也就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去使用一个门槛更低的“有”也就够了。此外，考虑到“to be”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更多的是在日常语境中使用的，所以，我们用“有”来翻译“to be”就显得更接近此词在西方语言中的运用语境。

如果用这样的翻译方案重新翻译哈姆雷特的那句话，我们似乎就得这么写了：“有还是没有，这是个问题。”大家会说，这话好像听上去有点怪怪的，还不如译成“生存还是毁灭”听上去更加符合戏剧的语境。

但我要指出的就是，关于“有”的讨论，实际上是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听到的那些语言现象密切相关的，本身并不神秘，而且哈姆雷特说的那句“To be，or not to be”，也是在自然语言当中有其非常深厚的根基的。

中文与西方语言的结构差别

为什么关于“to be”的讨论在西方哲学领域就引发了很多争议？这就要谈谈西方语言的结构了。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的结构和咱们汉语的语言结构不一样，前者一定要加上“to be”或者是其他动词才能够构成一个句子，比如“The sky is blue”——天是蓝的。有人会说：你在中文里面翻译“is”时也是用了一个“是”字，这难道不是与英语里的那句话完全对应吗？但仔细想想看，在汉语里“是”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必要的事，不少时候我们是可以省略它的——比如在“天好蓝呐”这句话中。与之相比，这句话的英文翻译——“The sky is fairly blue.”——却不能省略“is”。

退一步讲，即使有时候我们会说“天是蓝的”这句话，我们真正想表达的，乃是强调天的确是蓝的，而并不仅仅是要指出天是蓝的。同样体现了“是”的强调意味的例句有：“是你，而不是我，背叛了他”——大家想想看，这话就是去掉了第一个“是”字，也算勉强通顺的。

为什么汉语当中的“是”有强调的意思？按照一些古代文字学家的考证，在先秦，“是”是一个指示代词，用来指代那些不方便直接说出来的神圣的事物，比如说君王、君王用过的器皿、祭祀用的神器和法器，等等。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是”这个词的指示性含义便衍生出了它“肯定事物存在”的含义。

这种衍生到底是何以发生的呢？道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君王也好，或者是祭祀用的法器也罢，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地位都是不容否定、只容肯定的，这样一来，“是”在判断中的肯定含义，便可以从“是”的指示性含义里面衍生出来了。做了这样的一种变换以后，“是”就从一个指示词变成了一个判断词，所以我们才能说“这是红的”“这是绿的”“这人是好人”“这人是坏人”之类的话。

如果在汉语中，“是”的系词的作用（即将主、谓加以联系的那种语法机能）是从其指示代词的机能中衍生出来的，而指示代词的机能又是与名词的机能非常相近的，这也就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名词化的，也就是一个个可以用名词所描述的事物所构成的世界。在这样的图景中，动词的地位是不高的。与这一点相对应，学习中文的动词，也不需要记忆复杂的词尾变化形式，其学习成本相对较小。

而与中国人的思维不同的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的语言都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具体而言，无论是在像英语这样的屈折语还是在像日语这样的黏着语中，动词的词尾变化都非常之丰富。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说汉语的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与外国人的所见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由名词所指称的这一个个对象所构成的，而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则是通过种类相对较少的卯榫结构加以连接的（这里的卯榫结构的丰富性直接对应动词词尾变化的丰富性）；至于外国人，他们看到的虽然也是一个个由名词所指称的对象，但是连接这些对象的卯榫结构的种类却要相对丰富得多。这一点多少也与东西方饮食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一种对应：我们中国人只要用两根筷子就能建立起嘴巴与食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人却要一整套复杂的餐具来建立这种联系。

“To be”——动词总代表

既然在西方语言中动词变化这么丰富，那么动词的问题似乎就得被专门提出来。而要被专门提出来，就得有一个“动词总代表”来方便后续的讨论。这个总代表就是“to be”。西方哲学家又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所以才把“to be”变成了两千年来西方哲学所讨论的核心概念，甚至也进入了哈姆雷特王子的台词。至于我们中国人，在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上与他们有很大区别，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看他们以“to be”为核心的哲学讨论之时，总是觉得有一些隔靴搔痒。

有人恐怕就要问了：在西方语言中，“to be”这个“动词总代表”要执行的功能是不是过多了一点——又是“有”，又是“存在”，又是“是”——这是不是会导致混乱？我认为这要看什么样的语境。如果是在文学的语境里面，这样的混乱也许问题不大。像《哈姆雷特》里面的那句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多遍的台词，你既可以解释成“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也可以解释成“有这回事，还是没这回事，这是个问题”，甚至可以解释为“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这是个问题”——三种解释都说得通（我突然想到了第四种基于河南方言的翻译方案：“中，还是不中，这是个问题。”）。此类的解释的多样性，就制造了艺术上的想象空间，增添了哈姆雷特的台词的魅力。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分析哲学运动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并不是太看重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文学上的暧昧性反倒是一种哲学行文上的优点。这样一来，不少传统哲学家（比如黑格尔）也乐于把“to be”当作他们的核心哲学观念来加以阐释。

而当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20世纪的分析哲学这个阶段以后，很多哲学家都对语词的精确使用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to be”含义的这种包罗万象的特征，突然就成了一个大麻烦了。

譬如，维特根斯坦就在其早期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里面吐槽说：你看，传统哲学家脑子里一团糨糊吧，“to be”这个词竟然有这么多的用法：一会儿表示“存在”，一会儿表示“系词”，就是“是”的意思，一会儿又表示“同意”，这么多不同的含义放在一起，能不导致思维的混乱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主张在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系统里面，把“to be”的不同含义分清楚。

但问题是：即使在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系统中把不同的含义分清楚了，这些不同的含义所延伸出来的哲学问题还是存在的。这就好比说，你即使将一笔债务分成三笔来处理，其中的每一笔还都是要还的。

而在这些“哲学债”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笔，牵涉到的乃是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to be”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机能，就是将代表殊相的主语与代表共相的谓语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就貌似牵涉到了对于殊相与共相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二者之间，究竟何为主，何为次？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方案，又导致了所谓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争执——这也就是以后数节所要涉及的问题。

重视“to be”，提高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水平

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了，“to be”这个词是英语中的所有动词的总代表，因此重视“to be”，就是要让大家在学习外语的时候重视动词的学习，而不要过于关注英文中的名词。一句话，你如果能够背出英文里的很多名词，只能证明你记忆力好；但如果你能够活用大量的英文动词与相关的动词词组，则多少能够证明你已掌握了英语的思维方式。

另外需要注意的，正因为“to be”这个词在英语里面经常起着判断的作用，以构成“S is P”与“S is not P”这样的分别表达“是”与“非”的判断句结构，所以，“to be”的核心地位也就导致了“非黑即白”的二极化思维方式在西方人思想中的流行。至于我们中国人呢，由于“是”在我们的语言中扮演的地位没有那么基础，因此，我们对于是和非之间的二元化对立就不敏感——所以，咱们中国人有时候就喜欢更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差不多了”“快好了”。由此看来，无论是西方人进入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进入他们的文化，双方都需要关注这些由于“to be”或是“是”的地位差异所带来的微妙文化差异，防止出现文化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