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 胡绩伟
序
说明
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从华国锋时代到胡耀邦时代,胡绩伟是其间中共政权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部著作,正是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撰写而成,也是至今为止第一位中共正部级高级官员勇敢地批露毛泽东去世之后十年间(一九七六~一九八六年)最高层斗争的情况。
与坊间相关的研究著作或报告文学相比,这部著作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史料价值、更可信的内幕性。
这部著作数易其稿,原名《借尸还魂》,来源于作者的同志兼老友胡耀邦的一句话:“四人帮要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作者说,所谓“借尸还魂”,简单地说,还的是专制主义的魂。
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回忆录在大陆被禁止出版。
作者简介:
受大伯父、叔祖父的影响,胡绩伟少年时崇拜孙中山。两位胡家前辈均是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会员。
就读大学之后,胡绩伟却投身中共,一九三九年便前往延安,一九五二年即成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文革中一度遭到批斗。
一九七五年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次年被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采用激将法调回《人民日报》。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最高负责人,《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又与中共宣传系统霸主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进行无畏抗争,使他成为胡耀邦麾下的改革大将。
胡耀邦与胡绩伟并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勘称“难兄难弟”。胡耀邦评价胡绩伟“又可笑又可气”;胡绩伟撰文纪念胡耀邦时,以《从可爱到可恨的胡耀邦》为题。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运,胡绩伟以全国人大常委身份率先签名支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后来因此遭到撤职和“留党察看”处分。
序 言
一九九六年序
这部书稿是一九九一年写成的,一九九四年作过一次修改。
五、六年过去了,在生我养我的乡土上,我的书稿无法出版。几次想拿出去,总是犹豫不决。
今年正逢八十诞辰,想拿出去出版,作为纪念。
特请挚友胡鉴美女士作了很细致的修改、补充和编辑工作。我又作了章节上的调整,把原来的六章合并为四章。又请我的老伴狄沙仔细校正了一遍,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总算大功告成了。
重读这部书稿,把我的思绪拉回到“文革”后十年的岁月。最使我永志不忘的是在我回忆每一椿重大事件时,都一再触发我对胡耀邦同志的怀念和崇敬。
这十年,是胡耀邦攀登党国高峰,施展才干的最为光辉的十年,也是我主持人民日报取得比较突出成效的年月,因为我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引导支持和鼓励。
这本小书,是我在这段时期内某些重要往事的回忆,事实上也是回忆耀邦在这一时期对人民日报从政治上引导到组织上指挥的主要往事。
本书的最后一章《从可爱到可恨的胡耀邦》,更是侧重回忆他批荆斩棘、开山架桥、胜利前进中所遭到的重重阻挡和种种明枪暗箭,以至于被逼辞职的简要情况;当然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侧面。
一九八六年,是他重新上台十年的日子。一九九六年,是他下台后又一个十年的日子。时光转瞬即逝,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想,如果此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更可以作为向耀邦英灵的一个小小的献礼,奉上我亲手培育出来的一束鲜花,以表达亿万人民对他的不尽哀思!
我满含热泪,把耀邦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的合影找了出来。那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烟台一个幽静的别墅里。他的腿有点毛病,行动不方便。摄影时,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侧了一下身子,把我拉下来,同他挤坐在一起。这张照片是秦川同志拍摄的。是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
我把它找出来,特别安排在本书中,以增加千万读者对他的思念。他的卓越的才华和高尚的品德,以及他辉煌的业绩,将在中华大地上永存,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一章。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有长足发展,但政治改革总是短足。国家虽是在跛脚前进,毕竟危机四伏,十分令人担心。朋友笑我:“何必为古人担忧”?但我还是有些忧心忡忡,总想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也是努力改出这一书稿的一个动力。
几十年来,常常是好心得不到好报。冷静想来,这书如果真能问世,还不知是祸是福?只能说:听天由命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于北戴河
一九九四年序
一九八五年初,我正式辞去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当时,有朋友就劝我,索性摆脱开公事,专心撰写回忆录。我有些动心,因为确有好多东西可以写。谁知人民日报的公事没有了,人大常委和全国新闻学会的事仍然很多,还是挤不出时间。也安不下心来写回忆录。“六四”事件以后,罢了官职,又受了党纪处分,反而成了好事。
我们这个制度,在整人方面是很彻底的。一划入另册,公事活动被剥夺了,民事活动也不言而免。报纸上一公开点名大批判,就成了危险人物,全国报刊都不敢登我的文章了,原来邀请我去参加的各种会议也不敢请了,各种人来人往的应酬也大大减少了。
这样,就有了闲暇时间,这真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好事。从此,自己才真正成为时间的主人,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所要做的事才有了可能。这样,我才下决心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而且埋头苦干、坚持下来了。一九九O年、九一年九二年,三年时间,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回忆录。前前后后,拉拉杂杂,写了几个主题,总算塑成几个雏形。
这中间,我以为这本《借尸还魂》是比较成熟的。这是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八四年底,我主持人民日报时期,围绕报纸宣传反映了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中的几件大事的纪实。这一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十分丰富,我仅就自己亲身参与的几件大事,比较概要地记录下来。我不是文学家,缺乏文学天才,不能写成一部生动活泼的文学性的回忆录,我只能写成夹叙夹议地简单明了的纪实性回忆录,把主要事实和主要资料记述下来。
这部书稿是一九九一年九月完成的初稿,这次又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本书还是没有出版社敢出版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而那些左倾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肆意歪曲历史已经成为他们维持统治的一个法宝,他们就怕这种忠于事实的记录。
历史的真实是不容篡改和歪曲的。我相信这本书在不久的将来总会与世人见面。
一九九四年五月
一九九一年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了我十年;完全没有想到,“文革”以后,又整了十年。前十年的罪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十年换了一个名字,叫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都说我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不同的是这次我大大“升级 ”了。前十年我只是数不清的“走资派”中的小焉者,后十年,我却是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典型,而且这次是被那些曾经被打成“走资派”的大人物打成“自由化” 的。联想起来,实在滑稽可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运动的主题是揭批“四人帮”,那时我还是上下公认的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以后,主题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就逐渐变为有罪之人,成为历次大批判的新闻界的代表人物。无论批白桦,批周扬,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人,总要连着批我。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第一把手,“左”倾权威们说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自以为比中央高明”,等等,用他们一句有名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不听话!”他们历次大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央党报这块重要的舆论阵地,完全掌握在他们这一帮人的手中,这就不能不搞掉我这个“不听话”的总编辑。
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写的《听话,不听话?》一文(见《猛醒的时刻》一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原来是很听话的干部,十年内乱以后,却被认为不那么听话了。”这是真的。“文革”以前,我从一九五二年秋调到人民日报社以后,我一直是协助总编辑的第一副手,分管报纸版面和报社内务,我不仅在业务上是听话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也是比较听话的,在一些场合,我还跟着批人整人,我没有因为自己发表过什么独立见解而成为批斗对象。
“文革”以后,我在政治上有所醒悟,慢慢地有了一些独立见解;同时,我又被推上总编辑的岗位,又有一点自作主张的可能。这样,我对党中央的决策,就不那么盲从,不那么百依百顺,有一点敢于“持不同政见”。特别是对于分工领导报社工作的中央首长胡乔木同志的指示,并不认为“句句是真理”,敢于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虽然有一些自作主张,其实也是在组织原则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的。可是,就是这样,也被认为是“不听话”的干部。这一时期,我所主张的理论观点,就是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在强调党性的同时,也要强调人民性;我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方面来加强党性。
我这一观点,被顶头上司胡乔木同志认为是把人民性同党性对立起来,是反党性的。他们认为我这一观点就是要党报不听党的话,“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要办一个不听话的“自由化”的报纸。因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我总是重点批判对象。“八九民运”以后,被一棍子打倒,已经批了两年,还批个没完没了。
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最有名的一个“最高指示”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的某些继承者,在口头上说毛的这些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还是捧着这个衣钵,当成看家的法宝。他们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就是把舆论工具死死地控制在手中,十年来,贯穿我国政坛的专制同民主的大搏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争夺人民日报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总目标就是要推翻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势力。
历史的逆流在短时间内竟如此猖狂泛滥了。人民日报终于完全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耀邦这个首脑终于被“宫廷政变”推翻了。坏事做得越多,自己也就变得越坏。那些“左”倾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日渐蜕化的真面目,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十年内乱结束的初期,很多人对我国的前途还是忧心忡忡。
我们党会不会再出现林彪、江青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会不会再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闻界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报会不会再被两面派所掌握,成为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当时,耀邦同志很明确地答复: “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这句话成为当时流行的一句名言。看来,耀邦同志对这种“借尸还魂”早就有所警惕。但是心地光明的人总是把事情想得太好,把某些人想得太好,容易丧失警惕,或者容易因形势的好转而放松警惕,我看耀邦自己就是这样。他的预言不幸言中了。
当然,耀邦同志的警惕性到底如何?他的处境、他的苦衷、他如何同这类人又斗争又妥协的情况,属于我党高层的机密,我不得而知。希望将来总会有知情者和党史专家来揭示这场高层斗争的内幕。我只能从自己亲自经历过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段历史,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这当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何况自己水平不高,有些观点是由错误到比较正确,有模糊到比较清醒,是在斗争中才不断有所长进的。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只想围绕对我的长期批判和我的一部分申辩,来回述这场“借尸还魂”斗争的过程。
我还想说明:一、这场斗争十分复杂,我知之不多不详,只是回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第一手资料,对我没有直接参与的第二手材料很少引用;二、在本书中,我插入了我一些没有发表过的讲话和信件的原稿,没有作任何修改,其中即使是我的错误认识或者是幼稚可笑的观点,我也原封不动地照抄出来。目的是想用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的情况,比用现在的观点和语言来叙述当时的情景,更是真实可读;三、由于自己缺乏“心眼”,多年来忽视积累资料,也没有写日记的好习惯,因而很多材料散失了,或者记不清了。好在很多老同志还健在,希望对这本小册子和观点提出补充和更正,提出批评和建议;四、这一斗争到“清除精神污染”以后就变得更激烈、更复杂,因为我从此已经被排挤出人民日报,已经不是当事人了,也就不再作什么具体的记述了。以后的七八年,围绕人民日报的这场斗争还在继续,希望有同志继续写下去。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