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极左的两个讲话稿

这种以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争论，从“四个坚持”提出后，就表现得很突出。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我对左倾路线的假社会主义作了发言。在一年以后的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六月）时，我又对极左路线的思想专制主义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当时没有讲，以后改在八月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讲，结果也没有讲。现在把这两个讲话稿的原文照抄在下面，尽管其中有些错误观点，但仍然可以让读者比较具体地看出当时这种斗争的情况。我还是要强调：对于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左的办法来发动什么政治运动，来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很不正常了。从这种思想专制主义同党内外民主机制的斗争，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政局以后之所以进一步恶化的征兆。

左倾权威把反对“走资派”换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重重阻力。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越来越拉回到“十年内乱”的严重局面。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胡乔木、邓力群等左倾权威终于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反右斗争，成为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不叫运动的运动”，又一次开始了一个破坏党内外民主的很坏的先例，埋下了左倾路线全面复辟的祸根。

下面是我这两个讲话的原文。在这两个讲话里，我不仅很尖锐地指出三中全会后极左思潮的种种表现，而且一再强调反左为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