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对我的十年批判

在这一章中，我并不想去议论胡乔木作为左倾势力挂帅人物的全部错误言行，只想议论他作为新闻战线的霸主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干扰和危害。在这方面，我们之间进行过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我发动一次次进攻的目的，是企图用左倾思想来控制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宣传的阵地，以至不择手段的将我排挤出报社，起用极左干将来占领中央党报的主要岗位，这一点的危害是很巨大的，所起的坏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以为很值得比较详细地把它记录下来。

“文革”时期，由于我恭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判了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万万没有想到，又被批判了十年。我成了几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无论批白桦、批周扬、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都要同时批判我。我想，个中的主要原因，应是极左势力念念不忘要把我这个人民日报总编辑拉下马来，以便抢夺《人民日报》这块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胡乔木等左倾权威们给我定的罪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据传，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起草文件时，邓小平曾指责我“不听话”。

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写的《听话，不听话？》（载于中外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的《猛醒的时刻》）一文中曾说，在“文革”之前，“我原来是很听话的干部，十年内乱以后，却被认为是不那么听话的干部。当年，作为人民日报主持日常业务的副总编辑，我一心一意辅佐总编辑工作。我尊重领导，服从指挥，积极完成交办的任务；对报社和中央的领导很少提什么不同意见，总是小心谨慎，凡大事都注意请示报告。中央分工领导报社工作的负责同志和报社总编辑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是一个听话的干部。”因而“ 中央正确，报纸正确，我当然也正确。中央政策出毛病的时候，报纸出报病，我也犯错误。 ”但“由于我听话，服从领导，是跟着犯错误的。”所以历次政治运动，“我也没有挨整，而是跟着挨整。”

“文革”以后，我觉得在政治上应该有所醒悟，产生一点独立的见解，同时，又被推上总编辑的职位，有一点自主的可能性。这样，我对中央的决策，特别是对中央分工领导报社工作的负责人的指示，并不认为“句句是真理”了，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当然，有些事虽说是自作主张，但仍然是在组织原则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的。可是，就是这样，也被认为“不听话”、“自以为比中央高明”，以后甚至被视为“异端”、“同中央分道扬镖”。因而，在我主持报社工作八年间，除了开头批“四人帮”的期间以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八九民运”以后，更受到党内外的严重处分，批个没完没了。

胡乔木等人认为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其根据是我在探索如何改进党报工作时提出：“在重视党报的党性的同时，应该重视党报的人民性，要从增强党报的人民性方面来增强党性，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胡乔木等认为我这种新闻思想把《人民日报》引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而且对全国新闻界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我的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原话究竟是怎样说的？他们又是怎样发动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批判的？关于公开批判的理论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去多说了，我想侧重谈谈他们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内部情况。这不仅是为了使大家了解真实的情况和具体的分歧，还可以看出用大批判的方法对待理论分歧的危害，而且从中可以领略到在我们党的思想领域进行的一场专制和民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