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如此整我是为了完全控制人民日报，贯彻他们的左倾路线

在这封信之前，我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是为了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等想完全控制人民日报的企图。就在乔木到人民日报发动对我进行大批判的那次会上，他公然宣称人民日报要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工作。以后他又说“中央长期委托中宣部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而且还指示人民日报今后一切重要稿件和评论都要送中宣部审查定稿。这是完全违反中央的规定和党报直接规中央领导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乔木同志批评我把党报的地位摆错了，不服从中央的领导。实际上是他自己把党报的地位摆错了，他自以为代表中央，认为不听从他的错误领导就是不服从中央。他企图把党报完全控制在他手里。他的手法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把中央机关报变成中宣部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直属中央，具体业务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它同中宣部是平行的机关，中央有时委托主管中宣部的书记处书记或者政治局委员同时主管人民日报，但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是中宣部的下属机关。

多年以来，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是党中央决定的；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是党中央决定的，中央分管工业、农业、其它经济专业和政法、文教、军事等的书记，也分管人民日报这方面的宣传和审阅这方面的重要稿件。乔木同志毕竟只是书记处书记之一，虽然很自负，但是他对经济等方面的宣传还是外行，无能为力。有时，他自以为是，擅自插手，直接指挥，发生一些差错，曾经引起分管书记的不满。有时，分管书记指示和批准的评论，他不满意，说三道四，也引起其他书记的不满。如果他虚心一点，尊重其他书记的领导就好了。可是他并不是这样，总想由他一个人独揽人民日报的大权，企图决定一切，指挥一切，但做不到，因为他不是总书记，不能驾于其他书记之上。因而他就想把人民日报归属于他完全掌握的中宣部，由中宣部领导，这就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权，排斥了其他书记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也排斥了总书记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应当指出，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他在上任的第一次会上，曾明确宣布：中宣部不领导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只是中宣部的联系单位。可惜，在这次发动批判我的大会上，乔木同志说人民日报要在中宣部领导下工作时，他却默认乔木的决断。这次会议以后，他们实际上是把人民日报当成中宣部的下属单位来处理，报社一些老同志很有意见。这时，我虽然被排挤出人民日报，但是报社应归中央直接领导的历史事实我是知道的，我不能对次漠然置之。

因而，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我给耀邦写了封信，对胡乔木、邓力群此举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批驳。这封信虽然揭穿了乔木同志的用心，阻止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这只能算是我被排挤出报社以后的一个意见，已经无法完全制止他们的企图。因为他们连总书记都可以反对，要完全控制人民日报更是他们必争之点。我现在把当时那封信抄在下面，让大家了解斗争的历史情况。

耀邦同志：

最近乔木同志一再肯定：中央长期委托中宣部领导人民日报，而且指示人民日报今后要把一切重要稿件和评论都送中宣部审查定稿。

我认为这样是把党中央机关报变成中宣部的机关报，是违背党的原则的。不知乔木同志这个指示，是不是最近中央的规定？

１、从延安解放日报后期，我一直在中央党报工作。中央党报是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部门，同中宣部是平行的单位，从来不是中宣部领导下的下属单位。中央曾经先后委托书记处成员兼中宣部领导成员的同志领导人民日报，但他是作为书记处成员来领导，不是作为中宣部领导成员来领导。我没有看过中央有哪一个文件规定中央党报规中宣部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央曾经比较长期委托胡乔木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理解，是因为他是书记处的候补书记，并不是因为他仅仅是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文革”前，乔木同志生病很久，中央委托定一同志领导人民日报，也是因为他是政治局成员兼中宣部长。我记得定一同志当时曾对我说过，中宣部不能领导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还是由中央集体领导为好，由中央分管经济、政法、军事、文教的书记来分工领导人民日报各方面的宣传为好。

他还说，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同志，经常参加政治局全会和常委会，主席召集的好些小会，我不参加，冷西同志也参加。你胡绩伟也经常参加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会议，冷西同志比我了解中央的意图更多更快，中央委托我领导人民日报，我很难办，我提议吴冷西同志兼副部长，人民日报还是由他自己直接向中央负责。定一同志还说，中央原来要我管青年报、工人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我也没有管好，现在冷西同志兼副部长，更便于把中央的政策方针及时向其他新闻单位传达。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也没有规定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这只是领导人员的兼职问题，比如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曾经兼任过中央党校的领导同志，但中央并没有规定中央党校是中组部领导的下属单位。冷西同志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但中央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归新华社领导，或者新华社归人民日报领导。现在定一和冷西同志都还在，可以问一问，看我记得的情况是不是对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先后直接领导，也没有归中宣部领导。

“文革”以后，中央设中央宣传口领导人民日报，那是一个临时性组织措施。恢复中宣部时，我曾经一再提出意见，请求中央考虑恢复中央直接领导人民日报的传统。尽管中央没有同意，但中央也没有规定人民日报改由中宣部领导。耀邦同志兼中宣部长时，因为是中央秘书长。任重同志兼中宣部长时，因为是书记处书记。力群同志兼中宣部部长时，上任的第一次会议，曾经明确宣布：中宣部不领导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只是中宣部的联系单位。这个时期，我也没有看见中央有什么文件规定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我只看到十二大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工的文件，确定乔木同志分工领导思想理论战线，力群同志协助乔木同志领导。

现在乔木同志一再说中央曾经长期委托中宣部领导人民日报，不知是根据中央哪一个文件？

２、中央党报的宣传关系到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由中央集体领导，由中央分管各条战线的同志分工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由他们分工审查有关的重要稿件和评论，更便于体现中央对各方面的方针、政策、策略和布署。要由中宣部统一管理各方面的宣传和审查重要稿件，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近几年来，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对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同中央分工管理的同志常有较大的分歧，而实践证明，中央部又常常是不大正确的。如果人民日报完全按照中宣部的领导来宣传，可能对党的事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是很明显的事例。去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改革的报告，人民日报作了积极的宣传，但是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却认为改革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偏差，指责城市改革是“ 闻风而起”、“一轰而起”，责备人民日报宣传改革太多、太集中，批评《人民日报》每一版都在宣传改革，认为“不正常”，要马上恢复“正常状态”。跟着，由中宣部定稿的评论和中宣部的一些内部通知出来纠偏，实际上给当时的改革泼了冷水。

一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当时中宣部对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大正确的。又比如：去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宣传，在那二十七天中，中宣部撰写的几篇动员和指导性的评论，现在证明，都有明显的差错。可是，当时中宣部指示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同时全文广播，全国各报同时见报，还指示各报登了不少拥护表态的新闻，影响是不好的。相反，以后中央立即纠正这种偏差，人民日报根据中央精神写了几篇划清界限的评论，中宣部确指示不广播，结果全国大部分报纸没有转载。可以设想，如果人民日报完全按照中宣部的指挥来宣传，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还会更大。

总之，我以为，规定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不仅不符合党的原则和传统，而且也不利于党的事业。

中央决定把我调离人民日报，我本来不必对人民日报说三道四，可是报社一些同志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三十几年，我有责任把我经过的实际情况向你反映。经过反复考虑，我才给你写这封信，说得可能很错误，但我想，写出来作你一个人参考，总是可以的。至于我个人的问题和有的报社问题，我当然还有意见，但我不愿打扰你，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相信中央，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处理的。你如认为可以，请郑必坚同志给我回话；如认为我错了，就把信撕了就算了。

此致敬礼！

胡绩伟

六月二十一日（一九八四年）

从以上两封信可以明显看出，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要人不仅要把我完全打倒，把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是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以反左为主的正确路线，完全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错误路线。因而他们早就下决心千方百计地要把矛头对准代表这条正确路线的胡耀邦同志。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我们整个政局就是这样越来越恶化下去。胡耀邦同志终于作了这个悲剧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