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新官上任三把火。

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时，的确放了两把熊熊烈火。其实，这是他在当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长时放的。放了这两把火以后，才被推上党的最高职位。

这两把火一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各种马列教条的长期桎梏下解放出来；二是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把千百万干部和群众从历次政治运动的无情斗争和残酷打击下解放出来。在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级干部就是六千多人，而且很快安排了工作。这两把火，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立了大功；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方向，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开了新路。胡耀邦成为批荆斩棘、开山架桥的新一代的带头人。他的功绩震惊世界，深受人民厚爱。

他如何发动这场真理标准的开创性的大讨论，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作过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这场讨论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一点上的重要意义，而这也正是这场讨论和胡耀邦本人遭到一些权威人物反对的要害所在。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是要完全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指示；是为了要在粉碎“林江反党集团”以后的新情况下，仍然继续搞“句句是真理”那一套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反对“两个凡是”，就不只是要对去世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和指示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而且对新的最高领袖的意见和决策也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再也不能一律坚决照办，唯命是从了。按我们党的长期传统，这样分别对待最高领袖的想法和作法，就是“反党”。很多优秀人物就是在这顶“反党”的帽子下被打倒，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种反对“两个凡是”的“反党”思想和行为，在以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以后也是不容许的，为什么在当时却可以容许呢？说穿了，因为当时的最高领袖是华国锋，邓小平同志还是受压的“走资派头子”，拥护邓的很多党国元勋也都还冤案缠身。要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和大批元老就不可能得到平反和“解放”，就掌握不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要“解放”他们，就非反对“两个凡是”不可。可见，反对“两个凡是”，在当时的党中央和一些权威人物看来，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毕竟在特定条件下有特别需要，因而反对“两个凡是”这种严重的“反党”行为还能被容许，那时候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及其主持的党中央的思想和决策是可以抵制和反对的。事实上，这种“反党”的行为不仅得到全党和全国的拥护，而且争得合法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完全的胜利。这样，邓小平同志成为最高领袖，用和平的方法取代了华国锋的地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决策，也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耀邦同志只是当时党的三四等人物，他敢于发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反党”行为。他先是组织理论工作者写出稿子，然后通过党报进行的。由党报公然登出文章来反对当时党的最高领袖，这在党报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创举。这说明，当党的最高领袖犯了错误的时候，是应该容许党报写文章来进行批评和辩论的。

当然，耀邦同志还是一个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注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的。他之敢于在理论上和舆论上抵制很反对当时最高领袖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一是他高举的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引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正是毛泽东的原话和原意，在具体阐明这个理论观点时，他援引了好些经典作家的原话，可以说是成功地用毛的正确思想来反对毛的错误思想。

当时，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在这一点上抵制和“反对”党中央时，也很注意尽可能地在组织纪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比如，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重大的政治性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在耀邦亲自指挥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写出来以后，是应该用中央党报的社论形式来发表的。但是按党的组织原则，如果要用中央党报的社论来发表，就得先送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副主席审查，那自然就不可能被批准。因而经过耀邦同志反复考虑以后，主张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刊登以后，受到党的主席华国锋和主管宣传的副主席汪东兴的严厉批评，责骂人民日报违背“党性”，质问这是“代表哪一个党中央？”恨不得立刻把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打成“ 反党分子”。当时倡导“两个凡是”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吴冷西，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气势汹汹的质问。

为了答复这种尖锐而无了的指责，针对当时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观点，耀邦同志又指挥《理论动态》的同志写了第二篇重要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他考虑到再用《光明日报》先登的办法会经不起打击，于是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的支持下，改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并由《人民日报》同日刊载，这又是一次合理合法的斗争，增强了在理论上和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力度。耀邦同志越来越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而且促进了党中央的领导集团中反对“ 两个凡是”力量的增长，为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力量终于取代了以华汪为首的领导力量最出了贡献。

在这一斗争中，耀邦同志不仅在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上表现了他确实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修养，在领导策略和组织手段上也表现了他最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