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亲临人民日报社讲话对我与王若水大张挞伐

现将胡乔木和邓力群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星期日）到人民日报社来宣布我和王若水的“错误”时的讲话，根据当时总编室印发的记录稿，全文抄录如下：

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在人民日报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上午）

胡乔木同志的讲话

我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把中央书记处在十月二十号上午，在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向大家传达一下。因为胡绩伟同志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请求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同意胡绩伟同志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请求，并也决定将胡绩伟同志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同志已经是人大常委了，所以耀邦同志说，不怕什么，另外分配工作的问题，如果将来要发生什么问题，将来再考虑。秦川同志（噢，我刚才补的这句话，这不是耀邦同志说的，这句话可以发生一中误解，发生歧义，以为现在当人大常委的工作，将来发生什么问题，我没有这个意思。想起来了，可以发生一种误解，所以把这句话去掉），秦川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免去总编辑职务。李庄同志任总编辑。决定将王若水同志调出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位同志仍参加人民日报社的整党活动。整个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调整，请中宣部、中组部尽快提个方案。提这个方案要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同志共同来研究。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就是这样。

胡绩伟同志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很久，大概是工作最久的同志当中的一位了，可能李庄比你还久一些，从《群众报》的时候算起。在前天，中央书记处几位同志，还有其他的有关同志，一起找了跟中央的决议有关的四位同志谈话的时候，绩伟同志曾经说明，他之所以提出来辞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是消极的态度。我相信绩伟同志这个说明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绩伟同志从来是很积极的，对工作、对党从来都是很积极的。我当然不敢说他没有任何一分钟有消极的情绪，这是就我所接触到的。我跟绩伟同志的交往时间很久了，在延安就有交往，到北京以后几乎没有断，除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里不很了解。我很尊重他。绩伟同志是老同志，抱着积极的态度，为什么要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编委的职务？他说：因为希望很快有新的班子，来把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曾经多次向绩伟同志、人民日报的其他领导同志、相当范围的编辑部的同志反复地说明过，我作为中央指定我、分配我担负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对人民日报的观察，认为人民日报是每年都有进步，人民日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这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当时绩伟同志表示希望把人民日报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只是人民日报在它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逐年都有进步，工作上都有新的进步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缺点。这方面，关于人民日报领导的状况，党中央、中央书记处曾经多次研究过、考虑过，经过反复的考虑、讨论、研究。因此最后确定同意胡绩伟同志的请求。我刚才说了，绩伟同志的工作在人民日报是有很大成绩的，人民日报的成绩，同胡绩伟同志在报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和王若水同志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个人都对人民日报作出了贡献。但是，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中央认为，作这样一个调整，对于人民日报取得更大的进步是会有帮助的。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还需要同志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将来组成的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面，在党中央、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面，同心同德地和衷共济地、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这样子，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前途。

中央已经决定，从现在起就已全党开始整党。首先从中央一级的机构开始。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发出了通知，就是：从即日起就开始整党文件的学习。关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解决，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中央作这个决定，刚才说了，是经过了很慎重的考虑。中央宣传部曾派人到人民日报社找几十位同志谈过话，包括胡绩伟同志、秦川同志、王若水同志、李庄同志等等，都谈过话，征求了在人民日报担负比较重要工作同志的意见。多数同志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感觉到人民日报最近几年工作里面除了它所取得的成绩以外，为什么发生一些问题？所谓发生一些问题，同志们说，主要是在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使得大家感觉到很难满意的情况。《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理所当然地它要代表党中央来说话。当然不能够说《人民日报》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从头到尾，每天要出八版，都要代表党中央，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这八个版面里面，不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这也是不可能的。同志们所说的问题，是说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不是普遍的、小的问题，而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把我们同志之间的友谊暂时放在一边，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中央的同志这样看，报社的许多同志也这样看～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有的时候作了一些宣传，这些宣传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简直是不正确的。

四项原则，我们把次序稍微倒过来说一说。本来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对于党的领导，本来党报要受党中央的领导，这从来是我们党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没有我们党之前，列宁就已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反复地说到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在人民日报过去很长的历史里面也没有发生问题。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出现了十年内乱，出现了“四人帮”的专政。毫无疑问，“四人帮”是党的敌人，他当然不能够代表党，当然也就不能对党报进行正确的领导。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仍然出现了所谓两年徘徊的局面。所谓两年徘徊，本来说的是经济，实际上政治上也是一种徘徊。党中央在政治上本身就是不一致的。这样子，这两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当时是由汪东兴同志领导，当然同志都知道，这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局面改变了。但是，这改变也还有点曲折，大家都了解有什么样的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要转弯，就等于汽车在公路里面走，说前面是急转弯，又没有标记，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但实际上这个公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汽车就统统都要毁灭了。当然，虽然是这样的，我们假定说它是像拉丁字母的“Ｚ”，那么实际上走起来是像拉丁字母的“Ｓ”，这样汽车才能走的通。转弯不会是那样像“Ｚ”字来转弯。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同志还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党中央的主席，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关于联产计筹，集市贸易（胡绩伟：是关于学大寨，关于个人迷信，就是对华国锋的这些观点），像这些情况，已经过去了。但同志们可以了解，因为转弯不能转得很陡，历史是很复杂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从事后来看，所以承认她是英明的，正是因为她能够很正确地、原则上丝毫没有妥协地、但是又是很平稳地，完成了这个转变。

这个转变呢，已经完成了，已经早完成了。经过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组织完全作了改变。但是呢，这个十年内乱的这种创伤，在一些同志们的心理上，当然要留下痕迹。留下的痕迹是各种各样的。我不夸大地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个十年内乱所引起来的结果，抱一种悲观的态度。我想，我这样说没有委曲他们。我想在座的同志们比我会更清楚。在报社里面也曾经在不同的机会表现他们的这种情绪。比方胡绩伟同志在去年“七一”以前的不久吧，“七一”以前的几天，我不记得准确的时间了，六月二十几号，记者部的一次讲话。这是非常明显地流露了对党的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要求记者部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研究党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就要变？”他还说了别的许多话，我现在不必在这里重复了。他的这种想法是想得很多。

我想，把他的思想表现得最完全的恐怕要算他在中央党校的三次讲演。三次讲演并不是分开的三次，连续的三次。这就是在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以后，九月十三号、十四号、十七号下午在高级党校理论班的讲话记录。

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答案是人民伟大。党有的时候伟大，有的时候就不伟大。他的话当然不是像我说的这样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党犯错误的时候就不能说党伟大。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 ”他本来是到党校去讲“谈谈革命报风”，就是革命的报纸的风格。为什么谈谈革命的报风提出这样两个问题呢？这就是说，党报不能够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要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可能绩伟同志没有讲这个话，但是，绩伟同志的含义是很清楚的。那么怎么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保证党中央（他特别着重说党中央，也说党的各级党委，但特别是党中央）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着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除掉需要采取例如各民主党派跟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战略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党报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来对党中央实行监督。我想，绩伟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出于一种忧国忧民的善意。可是，他这一篇讲话（因为讲了三个下午，我不能在这里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也不需要。大家在整党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胡绩伟同志的讲话再看一看，也希望绩伟同志把这个讲话再详细地看一看），绩伟同志在刚才曾经跟我说，这是有当时的背景的，因为当时是汪东兴这些人领导人民日报，所以说了一些比较激愤的话。

我承认有这种因素，但是我希望绩伟同志不要把这些观点仅仅归因为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去年那个记者部的讲话，那个时候汪东兴早已不在党中央了。而绩伟同志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央要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同志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在他的这个讲话里面，很少讲到党报如何必需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教育人民。不是没有讲，如果说他没有讲，就是我对他的不重视。是讲了，但是他的主要的精神是放在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可以说他是不断烦言，就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这个观点，我想应该说是绩伟同志跟若水同志共同的观点。若水同志也有这样的观点，甚至于字句都是一样的：“党中央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服从谁？”既然有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问题当然可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答复的。但是呢，我们都是老党员，我们不是小学生，当我们说党中央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的时候，我们要设想这样的监督要通过哪些渠道，才能够实现。党中央现在是不是注意到人民的监督？我认为是注意的。党中央的政策如果在实践里面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党中央很快就去纠正，不管是中央的政策，或者是地方的政策。这就表明党中央是非常注意人民群众的监督。群众的意见，有什么反映，党中央每天所收到的文件里面，所收到的报告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类的情况。人民对于党中央的政策，这一项政策或者那一项政策，有些什么意见，有些什么建议，我想这是主要的。报纸上发表读者来信，党中央也是注意的。比方说人民日报用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读者来信，来信里面提出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党中央是支持的，支持人民日报这样做的。并且对于来信所提出来的问题，一般地说都是及时处理。如果是中央需要处理的，那么中央来处理；如果是需要地方处理的，那么中央也经常地通知地方认真地处理。

固然，我们说这样认真地处理也不见得都时叫人满意的。我们不能设想我们的国家是个天堂。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大家都是舜尧，没有这样的事情。做诗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只从一方面来说，就会发生问题。同志们有没有考虑到，人民会不会犯错误？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好象只有党会犯错误，人民就不会犯错误。曾经有好些同志这样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就是毛主席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个人崇拜了。事实当真是这样简单的吗？党中央从一九七Ｏ年开始就坚决地抓紧计划生育的工作。同志们都了解计划生育工作有多困难。就是让大家去做，让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去做，也会要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想他们就会发现，人民并不都是舜尧。而党呢，犯错误的并不都是党。一对夫妇生了五个女孩子，他一定还要生第六个，因为他没有男孩。你说不是人民吗？这不是个别的人，这是我们一个民族整个的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成为党和人民哪一个正确，哪一个伟大，我认为这样提问题的方法就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提得不妥当，所以也很难找到一句话能够答复这个问题。

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对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这种情绪因为我已经多次感觉到了，所以我有机会就说。散布对党的不信任的情绪，对于前途表示缺少信心，比如说“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打十年的游击？这一类问题。我曾经在一次北京新闻界组织的一个团体，叫“北京新闻协会”（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奥妙，为什么组织这么一个团体，名字叫“北京新闻协会”，推我做什么名誉会长还是名誉主席），要我去讲话，我当时就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我说，假如有同志在心里面对党的前途表示没有信心，信心不够，或者说，他只放在他心里面，那么这谁也不能干涉，也没有办法干涉。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党的前途表示不信任，把这种情绪散布出来，那么我说，这就是不道德的。这是有背于今天做一个中国人的道德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党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面，每一个忠实的党员都应该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个党中央是能够信任的，是应该信任的。因为实际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应该在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党员中间，加强这种信心。当然，在党员里面加强这种信心，在党外的群众同样要加强这种信心，这才是一个好的党员一种起码的责任。

我们党渡过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年。这七年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渡过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基本上来说已经顺利地渡过了这个困难。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面，在群众里面散布这种对党表示不信任的情绪，这是起什么作用？这样子就能把国家搞好了？人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他们就可以积极起来监督党中央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不能不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说这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别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不然，我今天的传达就变成一个长篇的讲演，甚至是马拉松的讲演。

四项原则的第三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绩伟同志跟若水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在很长时间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呢，不再这样说了。但是，是否思想上已经解决，我不能够判断，因为没有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行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方面，若水同志的表现比较突出一些。若水同志因为他对于欧洲的思想界的情况接触得比较多，也包括“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接触得比较多，所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宣传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不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若水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我相信，他的态度比较严肃一些。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一些问题或者许多问题。不过也不能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全都是党能够同意的。这里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异化的问题。

异化这个概念，本来并不是马克思所创造的，马克思所首先使用的。这是欧洲老早就有的。资产阶级老早就有，甚至有人把它推到资产阶级以前去。

马克思对异化这个概念究竟重视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一般地说从一八四五年以后（这个时间，一般公认为马克思思想比较成熟的时期），他对于异化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书里面，他用得比较多。以后在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里面就很少用了。但是，在《资本论》里面（我没有作一个统计），三卷《资本论》同《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面都用了，并且在准备《资本论》期间所写的大量的手稿里面也用了不少。但是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经过认真准备的，比方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里面就没有用过。最近有同志作了一个统计，《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生前他自己编订的一共用了四处。在中文本里面用了五处，但这个第五处编译局最近核对的结果，上面译错了，不应该有。现在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不是说现在发生啦，是说现在了解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马克思在校阅法文译本的《资本论》的时候，他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自己也说，在这个书上写了“本书全部由作者校订”。法文本的《资本论》，它有它独立的价值。不但是文字上作了很多校订，甚至于章节都发生了变化。所以马克思曾经给朋友写信，他说：“加上这一句话不是随便的，我实在是付出了大量的劳动”。马克思在校订法文版的时候，把德文本原文的四处异化删掉了三处，改掉了三处，只保留了一处。当然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一卷里面所用的异化都是讲的异化劳动，劳动的异化（这个材料以后再送给同志们好了，现在不必在这里讲太多的时间）。我想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说明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异化这个概念，就是跟马克思主义相始终，他离开这个手杖就不能走路，完全不是这样。这是欧洲哲学史上面的一个习惯用语，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我记得可能不太准确）里面说：“用哲学家所习用的话来说，叫做异化”。这也表明了马克思确实发展了在他的一些著作里面所发展了的异化的概念，他把异化用到经济学方面了，用到资本主义的劳动方面了。但是马克思并不是说用异化来解释雇佣劳动，来解释资本主义。

西方现在流行的，在西方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东方的一部分，想把异化这个概念也联系到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把它溶解在人道主义里面。异化对人是异己的，那么人就要摆脱这个异化，要克服这个异化。这样，马克思就发现了剩余价值。照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把异化的概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对于异化的用法的。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我曾经提出这样一种问题，《资本论》有三卷，在整个《资本论》三卷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小标题是异化？如果异化是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在第一卷第一章第阶节就来讲异化？这才能合理嘛，这才合乎西方的马克思学派的这种说明嘛。无论《资本论》里面出现了多少处异化，或者放在劳动的前面作为形容词，或者说“劳动的异化 ”，这不是形容词，作为名词，都只是用来描写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的状况，就是从这种雇拥劳动工人自己的关系，这个方面来作的一种描写。《资本论》决不是用异化来作基础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就应该修改，应该说：“马克思最大的功绩就是用异化来解释了资本主义，从而指出了人类解放的、工人阶级以及整个全人类解放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当时恩格斯没有这样讲，难道恩格斯连这一点常识都不知道？马克思的最大的，假如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发现，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时候，都不知道来加以引用？当然咯，西方马克思学派说了，“恩格斯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列宁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修改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同志们在整党的过程当中。因为在人民日报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若水同志讲这个异化，恐怕首先就是在人民日报讲开的。我看了若水同志这个在一九八Ｏ年的《新闻战线》第八期上面“谈谈异化问题”，编者按说：“这是王若水同志今年六月在人民日报新闻系学习班上讲课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人民日报对于异化的宣传要负特别的责任。

我在不久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社会科学院跟人民日报合办的新闻研究所有位学员告诉我，若水同志曾经到那里去作过三次讲演，都是讲的异化。我听了非常奇怪，怎么新闻研究所专门讲异化？当时按照这个编者按呢，也就不奇怪，因为这就是新闻业务学习班的讲演。既然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学习班上（这里面我刚才谈得比较粗了，可能说得不准确），我没有看到这里面讲的什么新闻。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学习班要谈谈异化问题？这恐怕也是人民日报新闻业务学习班本身的一种“异化”吧。我刚才说到，我知道新闻研究所有这么一种情况，这位学员告诉我，他说他在那里学了有两年，尽是学的异化、人民性。其他的东西他就说不出来了。他又请了一位美国人，美国的教授，也是讲异化。我自己感觉到，我听了以后，一方面很是惊讶，另一方面感觉到很痛心。人民日报要跟社会科学院合办新闻研究所，也是我同意的，我也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了几年，没有及时地发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马克思确实是讲了异化，但是本来在马克思的学说里面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这个我想是不能否认的。而若水同志对于阶级斗争，对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都没有这样热心地宣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那里宣传，这篇讲话开头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异化这个概念。这头一句在欧洲已经流行了好几十年，讨论得非常热闹。因此，若水同志确实在这个方面是起了一个非常热烈的传播者的作用。他使得中国也加入欧洲的异化讨论者的行列，也要使得中国讨论得非常热闹。这个目的，确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不过我认为，这个宣传的效果，并没有使得中国的青年人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更加相信社会主义。结果完全相反，是使得一些青年坚持地反对社会主义。

比方说，在黑龙江出版的刊物叫《学习与探索》，这个里面，发表了黑龙江大学的讲师，大概是黑龙江大学这个讲师所带的研究生以及这个《学习与探索》的编辑三个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什么呢？说中国社会充满了异化的现象。“所有这些异化现象都严重地妨碍人的作用的发挥，其表现为：政治上，官僚主义和特权完全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仆人却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不是把人民看成主人，而是看作可以听凭他们任意支配的工具和手段，把人置于人身依附的地位。有的甚至不把人当人，视工人的生命如草芥。经济上，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还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劳动者不能决定、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还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聪明才智受到压抑，强制的分工妨碍人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消费领域，看起来手中的货币可以自由支配，但商品的不足，支配的权力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思想上，‘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使得人们把高尚的感情都奉献给了主宰一切的‘太阳神’那里去了。自己却成了既可怜又无价值的动物。人的世界不断贬值，物的世界（包括权力）不断增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最末了一句话是引的马克思的话。“上述事实说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变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具备完整形态的情况下，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

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一位研究生写的，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发表在华南师范大学内部刊物《哲学社会科学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劳动与人相分离的现象存在着，一般说来这种异化所包含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激化的，非对抗性的。但是这种力量却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与现实相分离，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异化。”权力异化的结论就是要推翻这个权力，另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实行调节管理，而且还需要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镇压职能，以保证这一社会制度的巩固、发展。国家政权机构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所以这个国家政权是不能改造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政权要对社会起到这种普遍的作用，就必然要站立于社会之上，向它的公民们发号施令。这就是说，无论人大常委也好，国务院也好，党中央嘛，不算是国家权力，可以不放在这个范围，国家政权的外在性的力量会逐渐增大，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异化，是政治异化，“任何政治只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利用列宁这一句话，作为一个例推，既然任何政治只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上面已经证明，经济上已异化了，可见，那么政治上也必然异化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不能直接占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家日益成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技术管理人员和产品的大所有者，这样劳动者就更要听从于国家的指挥和调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实用列宁的这句话，没有能够，更不能够充分地表达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以上这些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相反。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尽善尽美的，而把其中内在的缺陷，都说成是外在的影响，旧社会的残余影响，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同志们，我没有这种暗示，说若水同志要对像这样的文章负责任，他不能负任何责任。我的意思是要说明，就是关于异化的宣传，产生什么积极的效果、结果。我能举出来吗？但是相反，我们举出了它所确实产生了的非常消极的结果。像刚才后面这位研究生的思想，我不是发狂，我不需要对他作什么法律上的判决，像当时，像这样的思想发展下去，究竟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还不是很清楚？

“人道主义”的宣传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可以说跟异化所产生的效果相类似。这是一篇公开刊物上的文章，《江海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发表了华东工学院青年教师黄克剑的一篇题为《人论三题》的论文，文章的三个小标题，说：“人是什么？”、“人的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是最关心人的主义”。文章的基本观点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他们在论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始终都没有忘记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物质条件的科学分析，但是他们的分析始终是围绕着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这一中心的价值标准的。”在作者看来，人的个性的发展状况，是人的价值实现状况的集中反映，人道主义的核心，在于创造人的个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类的力量（这个名词不易懂，大家如果不懂可以请教王若水同志）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愈来愈谐调一致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是把人的价值的实现始终摆在首位的主义。

“不讲人的价值、不讲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搞假社会主义的人，往往以某种抽象的类精神（这个名词大概是他生造的）为号角，以发展某种抽象的类力量为籍口，搞盲目崇拜，煽动宗教狂热，抹煞个人的自由发展，否定个人应有的人格、权利、愿望和追求，诱惑和强制广大群众去充当某个狭小阶层或集团实现自己私利和野心的工具。这种‘社会主义’是赤裸裸的反人道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道主义思潮在世界盛行， ‘文革’十年后人道主义在中国兴起，这是对反人道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争自由、求解放、推动社会进步和个性发展的要求。”

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的解释了，我占的时间太多了。把许多概念抽象化，脱离了具体的时间条件，脱离了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的、各种制约的条件同我们主观上需要去奋斗的任务，离开这些问题，而去谈“人的价值”、“人性”、“人道主义”，就会产生这样的，像刚才所说的这样青年研究生的思想。人的价值离不开各种社会条件，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条件，来谈“人的价值”，这就变成一种宗教的教义的说教了。恩格斯曾经讲“现在有许多人谈社会主义，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什么时期能够提出什么要求，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像我们今天提出，人要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跟说人要有居住自由、迁徒自由一样的，你不能说这样提出来的自由不应该有，应该有。但是，能够做到吗？如果做起来会怎么样？发生什么结果？那么我们今天的自由，我们今天的个性的发展，它就要受到限制，不能够自由选择职业，也不能够自由地选择居住的地址，诸如此类，它要受到许多约束，这些约束用哲学家的这些号召就能改变吗？那么存在着这些客观形成的这些约束，不以所以的、像我们在座的、像党中央所有的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约束条件，比方说，北京市的户口，要严格控制，这是客观决定的，这并不是那一个个人特别对于迁到北京来的人有什么要施展他的权威，要表现他的权力异化，完全不对这回事。离开这些具体条件来提出这些概念，这样就会把青年引导到弯路上去。所以，我承认，若水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不能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思想里面的一些倾向，影响了人民日报的理论工作，理论的宣传。

我们现在再看看坚持四项原则的第二项，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不想多说了，同志们都了解，在这个方面若水同志也承认是有缺点的。虽然若水同志也做了努力来纠正发生过的错误，像刚才开头说的，“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的问题所包含的思想错误，必然同时也包含着就是对于民主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的了解，刚才这些文章都讲什么权力的异化，我不否认确有一些败类，我们整党就要把这些清洗出去。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是有的，这样的人要数它的总数，那数目还是不小的。但是能拿这些人来代表我们党吗？难道我们党不是跟这些人都坚决的斗争吗？所以不能够随便地滥用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中盲目的不满的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分子所利用。在前不久中央宣传部召集的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是不够的，还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一个船遇到了危险，船上的人能够不听船长的指挥吗？那个时候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吗？如果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那这个船就沉了，所有的人都得死掉，这不是常识吗？那么这个船长是不是因此就变成由乘客的公仆变成了乘客的主人呢？他在那里发号施令，他能不发号施令吗？他如果不发号施令，他就是失职，这样的船长就要枪毙。片面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就像我声明，我是“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也是民主主义者，但是决不作这种片面的民主主义者。

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面的民主宣传，这样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我们就是在马路上走路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我们能不靠右边走路吗？要过马路的时候，能不走人行横道吗？这里面没有任何什么权力异化的问题，这是一种必须嘛，这是一种生活里面的常识嘛。可惜，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宣传是太少了。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对“四人帮”统治的一种反动。但是，作为一种反动是可以谅解的，这种反动的时间太长了就不能老是谅解。

最后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既然前面对于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有这么一些不正确的倾向，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可能做正确的宣传。这是说如果那些同志有这种倾向，不是说在座的同志都有这种倾向。离开了刚才说的那些条件，对社会主义没法子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不能够使得人心涣散，使得群众离心离德。另外就使得我们离开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离比较高的目标越来越远，越困难。若水同志经常宣传这样一种思想，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吧。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宜于拿到报纸上来讨论，因为，如果要把刚才那许多问题都来讨论的话，那可以报纸每天编八个版也登不完。比方说讨论反对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很多，你如果要发表他的文章，发表他的来信，那可以发表八十个版，而且每个人可以讲得痛哭流涕。有许多问题，就是需要执行。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那怕人们暂时还不理解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理解的。这当然也是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的宣传。

所以，人民日报是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是负有非常重大的任务。刚才我所说的决不是，决不能够包括人民日报全部所做的工作，《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上像刚才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人民日报社有些同志，包括两位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在内，那么其他也还有些同志，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我们诚恳地希望，希望他们在整党的过程当中，能够改正这一错误的观点，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这些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在报社内部也好，在报社外部也好所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要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它，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克服这些缺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包括我刚才说了很多的话，所批评的胡绩伟同志和王若水同志在内，我相信是拥护党中央的，他们工作里面或者思想上所存在的一些错误，有一些是历史形成的，有一些是个个人的认识上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在整党的过程当中，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跟党中央坚决地保持思想上的一致，这样《人民日报》办得越来越好，我对在座所以的同志都寄予这样的希望。

邓力群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赞成中央关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完全同意刚才乔木同志的讲话。

今天时间不多了，我只是表示一个愿望，就是《人民日报》要办得更好，要把这次整党搞得很理想，不负中央的要求，也合乎大家的希望。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学习，包括讨论，包括改进我们的报纸的各个版面，也包括在我们内部展开批评自我批评，要使我们人民日报内部一些不太妥当的，不太正确的思想得到澄清。大家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思想上一致，政治上一致，而且这种一致我希望成为严格的一致，高度的一致。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表示一种希望，也可以表示一种想法，就是愿意来参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报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同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一起来合作，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我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