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征兆显露出来了

我以为，一个书记处的书记对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但是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高层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是什么也不在乎了。乔木同志不只批评进行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 ”的大帽子，指责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征兆！可惜我当时觉悟太低，没有看出其危险性。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几位理论权威在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重视这是某些政治权威的政治动向。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他们对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这无非是思想理论上的尖锐斗争，没有重视这是二三是年来那条左倾路线又将到来，是新的政治运动和新的夺权斗争又快到来。

这种危险的征兆，恰恰也是两年前，我已经有一点察觉，但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事情是这样：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篇社论也是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在耀邦同志主持下撰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个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的人就向邓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二十几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同志找了几个人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而胡乔木等人好象得到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我不要说这是耀邦同志主持撰写的；口头上是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实际上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作主席。如果真的通报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就可能影响耀邦的选举。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赞成耀邦作主席的，所以我还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人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约请高级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主要克服左的错误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认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份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份量就更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要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单位，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中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以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来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纸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

此致敬礼！

胡绩伟

四月四日

（注：信中提到的“承担责任”的话，是邓力群的主要助手、政研室副主任梅行同志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他建议我对三月十日的社论承担责任，不要把责任推给耀邦同志。我答复他：如果耀邦的意见错了，那篇社论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认为耀邦同志没有错，那篇社论总的说来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了，不能承担什么责任。当时我就想，这是想劝我承认错误来说明耀邦错了。所以我在电话中拒绝了这位朋友的劝告。）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警惕性太低，没有识破他们的真实用心。为了防止增加他们同耀邦之间的隔阂，我没有把这封信同时抄送给耀邦同志引起他的警惕，也没有抄送给其他中央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