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李鑫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这篇社论发到中宣口，耿飙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同志讨论，他认为：“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讯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使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汪东兴同志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吴德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在谈到“四人帮”罪行时，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东兴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一九七七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就打报告向汪东兴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批评，二月四日，汪东兴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七七年五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是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自己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写的这份材料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刊出后，吴冷西同志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一九七八年初，人民日报等报导的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扬资本主义 ”，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有些同志坚持这些案件是“某某批的，不能改”。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就是一切照搬的本本主义思想，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甚至搞新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