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自己批自己：“人民性”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

稿子送出后，三月底才得到回信。乔木同志的回信，使我更加困惑不解。因为我明明写的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乔木同志为什么要说我的基本命题是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呢？为什么删去了我命题中的“阶级性”又偏偏批评我离开了阶级分析呢？

乔木同志否定了我这篇文章。而且提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用这个提法。”

现将乔木同志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给我的信的原文，抄在下面：

绩伟同志：

你的文章，我读过已经好久了，也考虑过好久。我能够理解，你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党报办得更好。文中的很多意见，或者说大部分意见，我觉得是很好的，有益于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但是你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作为全文的基本命题，而又未对人民和人民性两词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只在个别地方提到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人民这个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一百一十八页）这个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虽有一定的变化，但仍然不能在使用人民这个概念时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你的文章对人民的概念未进行分析，对人民性的概念更未进行分析，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文中虽一面说党性和人民性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在论述中又认为当党报出现某些错误倾向的时候，是由于过于强调党性，或是相反。诸如此类的一些缺陷，使全文缺乏逻辑上和理论上的一贯性。这样，这篇文章的主要骨干就离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站住脚。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我想还应作更多的研究，但有几点是比较清楚的：

①马克思一八四二年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曾使用过“人民性”一词。他说：“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的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候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出版物，成为上流社会的出版物，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十九页）顺便说一下，上述“自由出版物”一词，在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印的《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资料》中译作“ 自由报刊”。当时马克思说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德国的诸候代表要求有出版物成为反映他们的观点的（上流社会）出版物这一情况而说的。

而他所说的“自由出版物”是指民主主义的出版物而言。这里的“人民性”在德文里是由两个词组成的：Volkstmlich（这个词可译为：１、民间的、民族的、有民族风格的；２、大众的、通俗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与Chakter（这个词可译为：１、性格，品性；２、特性，性质；３、书写的笔法，字体）。在德文中“人民性”作为单一名词是Volkstmlic hkelt，这个词除了“人民性”外，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但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用过这个词，也再未用过上述“人民性”的概念。

②据查，英语中没有“人民性”这个词。俄语中是多义词，有“人民性”、“民族性” 等含义。这个词的使用，有一个发展过程。据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第三章叙述，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沙皇政府曾把“人民性”连同东正教和专制制度一起，作为官方思想体系的三个原则（见该书中译本一九七九年版六十二页）。

《俄国文学史》译者注中称官方的“人民性”为“反动的‘人民性’”，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发动的统治阶级和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阶级观点来看人民，诬陷人民，歪曲人民的品质，故意抹煞人民的进步因素，而以保守、迷信、服从、乐天安命、忍受压迫等等落后的因素硬加在人民身上，说这些就是‘人民性’…　这种歪曲的反动的‘ 人民性’曾做了反动的沙皇专政的支柱。”（见同书第六十三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对官方的“人民性”作了批判，并且以新的观点研究了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问题，给 “人民性”以新的解释。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果戈里）对“人民性”的解释，大体相当于“民族性”和“人民的精神”。四十年代后，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一词的新含义逐步明确起来。

杜勃罗留波夫一八五八年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指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至此，“人民性”一词有了新的和进步的含义。后来，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别林斯基等人关于文学艺术中，“人民性”问题的研究作了这样的评价：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他们“特别深刻而充分地制定了艺术的人民性的学说。他们力言艺术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捍卫自己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译文见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九十九期）

据现有材料，苏联迄今仍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但一般限于文学艺术范围之内（有时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苏联大百科全书在“人民性”一词的条目中说：“艺术上的人民性是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艺术上的表现。”“当艺术家不仅同情被压迫群众，反映人民生活并敏锐地了解民间艺术创作的丰富性，而且在自己作品中成为劳动阶级思想体系的直接表现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性便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大百科全书也讲到人民性与党性的关系，但是仍然没有超出文学艺术的范围。它说：“苏维埃艺术的人民性和它的党性是不可分的”，苏联共产党“ 最充分最深刻地表现了苏维埃人民的利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苏联的艺术，使它能够自由地为最广大劳动群众服务”。“同艺术中各种反人民的有害倾向进行斗争，引导苏维埃作家去创造无愧于伟大人民的艺术作品。”（同上）

③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人民性”一词。这篇文章写道：“《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　今天，中国人民主要的要求和希望，是争取实现独立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卖国内战独裁。我们认为，团结全民族全人民进行这种反对卖国内战独裁、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就是对全民族全人民最大至高的服务。正是因为这样，《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导，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报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的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的不够。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做得不够。”

这一段话并没有从科学上和历史上严格阐明“人民性”的意义，因而决不能作为今天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根据。但在这里还是说得很清楚，《新华日报》的“人民性”，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就是它的党性。在这里，编辑部文章作者并没有企图认为，“人民性”除了“党性”之外，究竟还有什么独特的内容。

据我所知，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偶尔也在讲话中沿用了“人民性”这个词，也涉及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但它的含义，大体上同上述《新华日报》这段话相同。

建国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曾比较广泛地使用“人民性” 一词，它的含义，大抵相当于“民主性”或“民主性的精华”。一九六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中说：古典作家“同情人民、接近人民乃至代表部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我们就承认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文学上的人民性，主要的是指过去时代并非来自人民的作家在作品中反映了被统治的人民大众的某些要求或愿望。”这个时期学术界使用“人民性”一词，其含义大致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从来没有把“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如前所说，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远的不说，仅就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几个时期来说，人民包括哪些阶级和阶层都是不相同的。现在我国人民主要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部分人（但在各个场合用法不一，范围也有广狭之分，因为它也包括各种爱国分子，有时还可概指全体公民，不可也不必一概而论）。如果我们一定要使用“人民性”这个提法，那比起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可以说比较简单一些了。但是就在今天，人民仍然是分为阶级的，并且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暂时不论证，好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如果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讨论人民性，仍然会使我们迷失方向。

但是党性（这里不说党性的另一含义即文学、哲学、经济学等的社会倾向性）就不同了。共产党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并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有人民，但在过去的历史上，却没有在人民中产生近代式的政党，尤其没有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将不再存在，人民却仍然继续存在，但并不因此而继续“产生”党和党性。列宁说：“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坚持原则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六五六页）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党性概念和前面所说的历史上人民性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虽然有时（在普遍的政治鼓动中）可以放在一起谈，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硬把这两个概念牵合在一起就不能不造成混乱。

从以上这些有限的材料来看，我认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难以成立。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依据和指路明灯，这就产生了它们的先进性。党性概括了和集中表现了这种先进性。因为共产党具有这种先进性（这里姑且把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置而不论），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人民性”。如你在文章中曾说到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承认党性来源于人民性，那么，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等论点，也就不能成立了。那样，党性似乎就只能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中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三部分人的共性中产生出来。这样一来，党的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在历史上并且直到今天仍然需要在各天战线上进行的级别，也就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了。总之，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作认真深入的研究。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的措施。但是不要垄统地引用“人民性” 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来作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适当的药方，相反，那只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因此，我恳切地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在党报的工作方针问题上使用这个提法。这个建议是否适当，请你考虑。敬礼

胡乔木

三月二十六日（一九八二年）

附编译局关于马克思论文中所用“人民性”译法的意见供参考。

关于《马恩全集》第一卷中“人民性”的翻译问题（略，因俄、德辞汇拼写存缺，故省略去改部分附注内容～编者注），《马恩全集》的一卷第四十九页讲到：“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人民性”的英译文为：popuar　character：日译文为：国民的性格。

德文是个形容词，含义是：民众的、民间的、通俗的、大众化的。东德新编六卷本《德语辞典》把该词解释为：①符合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觉的，②通俗的，大众化的，大家都能理解的。

俄文含义是：人民的，民间的；民众的；英文popular的含义是：民众的，大众的，人民的，通俗的，大众化的，大众喜欢的。

中译文中的“人民性”，在德文中是由两个词构成的。直译是：（自由出版物的）“人民的性质”，也可译为：民众的性质，“民间的性质”。说的是出版物的性质是人民的，民间的，译为“人民性”欠妥，容易同现在我们通常作为一个特定概念使用的“人民性”混同起来。

从本段上下文看，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质，包括有出版物要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要求等等这层意思，因为文中提到“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在五十页上又说：“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出版物的“人民的性质”也是针对诸候等级要求把出版物变成表现他们的观点的出版物这点来讲的。

这样的理解是否妥当，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