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乔木意见删去了所有的“人民性”，却仍然不准印发～一场对我的大批判在筹划中

对这一封信为什么这样写，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反复核对我送去审查的稿子，得不到答案。乔木同志在我们党内的确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也知道他很自信，很难接受批评和不同意见，所以过了四五天，我给他回了一个短信，顺着他的意见，说：“正如你来信所说，‘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作认真深入的研究’，我当根据你的意见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不宜表示什么具体意见。”

过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我反复想：我的本意是想阐明，应当把党报办成党的机关报，又要办成人民的报纸。由于我在阐明这个问题时，重新用了过去“党性和人民性”的提法。既然乔木同志不赞成“人民性”的这个提法，批评我的文章的基本毛病也出在这个提法，而且提议不要再用“人民性”这个提法。所以，我决心不再纠缠这个提法，把文章的基本命题改为“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把文中关于人民性的论述通通删改了。

我想的很简单，到六月二日，又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尊重你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稿中关于人民性的论述全部删去，避开人民性这个提法（只在引用《新华日报》文章时因不好删改保留了这个词）。修改以后的文稿，我把它登在《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内部征求新闻学会同志们的意见，将来再作修改以后再考虑是否宜于在哪一个刊物上公开发表。关于人民性的问题我将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以前，我一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这封信和改后的稿子送出以后，乔木和邓力群同志的秘书先后来电话，说这个稿子内有几小段“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虽是内部参考资料，也容易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因此要我把印出的一律不发，发出的全部收回。因外单位一份还没有发，只发给了人民日报社的人员，因为很快就把绝大部分都收回来了。我又把稿子再看了一遍，把几小段可能认为是不点名批评某领导同志的又通通删去了，又把稿子送乔木同志，请示他，删过的稿子是否还可以作为内部参考发给北京新闻学会的会员。以后，又打了几次电话催问，都得不到答复。结果，又是石沉大海。

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实在太不知趣，明明他不同意印发，我还偏偏要求批准，岂能不石沉大海呢？这是这场批判的第二阶段。

我以为这个问题到此可以了结了。因为这本来是一个未定稿，送给乔木同志审查，既然不同意，把有关的部分和提法全部删去了；删了以后，连作为内部参考都不同意发出去，那就等于只在襁褓中存在过，随即就被扼杀了。它不仅没有作为文章发表过，没有作为讲稿讲演过，也没有作为内部参考刊登过。而且，我完全遵从乔木同志的建议，以后无论在我的文章中或者在讲话中，也都没有提过“人民性”这一概念。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场对“人民性”的大批判正在酝酿中。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在我不在的场合，还是提出要批判有关人民性的观点。还听说，已经指定几位同志准备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文件，文件中就是要批判关于人民性的观点。当时，我还是人民日报的社长，也是首都新闻学会的会长，但筹备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根本不同我商量，让我靠边站。我已经感觉到，这种空气是很不正常的。

这种不正常的空气，同当时出现一股不大不小的反改革空气是密切相关的，同当时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受到无理的责难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