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无害人之心”

批判周扬、王若水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以及批判我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重头戏。

“清除精神污染”沿袭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群众意见很大，弄得人心惶惶，幸好中央很快就制止了，只搞了二十几天。人称“短命的文革”。到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时隔上次讲话八个月以后，乔木同志忽然偕邓力群再一次到人民日报社来讲话，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无害人之心”。现将他当日讲话记录的全文抄录如下：

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社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

我受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委托，同时也受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句话。

去年十月底，我和力群同志曾经到人民日报社来传达中央关于胡绩伟同志和王若水同志工作的决定。我那次讲话是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根据书记处和中纪委七位同志共同讨论的意见讲的。这个讲话，我曾经作了认真的准备，内容是正确的，说理的和以事实为根据的。但是，现在想来，也有些方面说得不够周到透彻。这就是：

一、对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同志们的成绩，包括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的优点和成绩是说了，但是说得不够充分。

二、我着重说了胡绩伟、王若水两位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四项原则问题上，跟中央没有保持一致，这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讲他们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我曾经多次说到人民日报的成绩，包括他们两位的成绩。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的一些错误观点只是部分地表现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其他都不但没有表现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而且还有许多表现在《人民日报》以外，以至有的问题报社同志也不清楚。

三、胡绩伟同志在党校的讲话，时间已久。他写信给我关于党性、人民性的文章，时间也不短了。并且我回信的时候由于疏忽，将他的文章的第二稿而不是第三稿作为根据。这里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区别，就是前者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后者加了阶级性。这虽然仍不能正确说明党性的来源，因为没有说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我的疏忽总是不对的。他前年在记者部的临时讲话是错误的，但他已作了检查，我为什么又提出来呢？我只是为了说明他思想上的错误时间延续得相当长，并且至今也没有表明同那些错误观点完全决裂，这不是翻老账的问题。我对王若水同志在新闻研究所讲异化的问题，说的与事实也有出入。

四、我的讲话，因为是传达书记处的决定和七位同志讨论的结果，事先事后都没有向耀邦同志报告，如果报告了，后来的一些曲折就不会发生了。

耀邦同志以后在与秦川、穆青、冷西同志谈话的时候，在一些问题上与我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意见有些出入。耀邦同志更能看重别人的优点，对同志更为宽厚，这是我所不及的。我应当向他学习。我在跟他谈话时曾经说笑话，我说你是“宰相肚皮能撑船”。我说这是笑话，因为这是对封建时代的老话，用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身上并不那么确切。肚皮里能撑船固然好，但并不是不要严肃性，不讲原则性。否则，他也就不会在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关于人民日报几位同志的决定，也不会领导我们整党了。

我还要说明，我对同志并不刻薄，从无害人之心，不过有时说话有些尖锐，或者过于尖锐些。有个别同志认为我要陷害某些同志，这是传闻。我向大家保证，这完全是误解。如果是事实，我愿意受党纪的处分。我们党内不能允许有这种情况发生。我的话是不是事实，请大家听其言观其行。顺便说，既然有人对我有这样的误解，也有值得我自己警惕的地方。

中央的同志讲话有些出入，包括同总书记的讲话有些出入，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免的。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问题的看法，在未经集体讨论达到同一结论之前要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周总理说过，中央同志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否则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何必要这么多人？陈云同志也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大惊小怪，而要正常对待，妥善处理。我对刚才说的这问题知道得较晚，处理得更晚，这对大家是有影响的。我应负的责任由我负。但是这对大家也是一个考验。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情况，才合乎党的利益呢？听耀邦同志那次谈话的其他两个单位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在人民日报发生了一点问题。我想这不能单用谈话的内容有与人民日报有关的地方来解释。他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这说明有的同志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不够谨慎，也就是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没有考虑到怎样做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这后果是否符合党的团结和利益的要求。人民日报社作了两次传达，第一次范围小些，第二次范围大一些，不过内容稍微简单些。就我后来看到的一个记录来看，这种传达对中央的团结不能认为是那么有利的。耀邦同志知道了也很恼火，要传达也未向他请示一下。传达了，就难免传得很开。后来不知道经过什么渠道，弄得香港反动刊物《争鸣》也借此大作起造谣、挑拨的文章。以后又传出什么：中宣部同中央不保持一致，具体地说就是邓力群同志和胡耀邦同志，说邓力群同志要推翻胡耀邦同志这样的谣言。这些反动刊物就更加大造谣言。经过美国之音的广播，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希望我们全党同志和中央党报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牢记在心。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说又要整什么人，又要有什么人该倒霉了，而是要大家把思想政治水平都提高一步，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对党中央团结有关的问题更加保持警惕，做对中央党报负有责任感的工作人员。党这样要求大家，大家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

我听人民日报的同志说，报社的整党绝大多数都是很努力很认真的，虽然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这个话。但是，除了刚才说到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事情不那么符合党的要求。对受中央委托领导人民日报日常工作包括整党工作的中央宣传部（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解放以来很多年了）的关系也不够正常。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对后面这些情况认为是不能满意的。

耀邦同志要求大家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进行整党，这一点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这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把整党的工作做得更好，使每个同志都在政治上更进步、更成熟。如果有些同志需要作一点自我批评，这也绝不是什么倒霉的事。实在说，自己认识到并且纠正自己的缺点或错误，使得自己政治上更成熟，对党可以做更多更好的高标准的工作，这不是对党对自己都很有利吗？

希望大家在高标准的要求下，对报社工作和整党工作都做出更大的成绩，使各方面都认为满意。所谓各方面，不是说指任何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人民日报在这一段时间，一面整党，一面工作，整党和工作都有成绩，这是很不容易的。人民日报在宣传上有许多改进，许多起色，虽然也难免有些小缺点，这，我今天不讲了，缺点总会有的，不断地克服就是了。人民日报的成绩都是在座的同志们的心血，我的心是同大家在一起的。虽然最近因为生病没做什么事。我代表党中央感谢大家，并祝愿大家永不自满，不断前进。

胡乔木在这次讲话中，对于人民性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我在回信的时候由于疏忽，将他文章的第二稿而不是第三稿作为根据，前者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后者加了阶级性。虽然仍然不能正确说明党性的来源，因为没有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我的疏忽总是不对的。 ”

乔木同志承认自己的“疏忽”，可惜承认疏忽时，又出现重大疏忽。他说我“没有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在我的文章中明明在好些地方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阐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还有几大段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请见《是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一文中第三部件《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为什么是一致的？》）胡乔木如果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家，怎么能容忍这样一再“疏忽”呢？对此，我当时是很难理解的。

还有更令人不能理解的事，在乔木同志这个讲话之前，我曾经再三地向中宣部和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提出，他们编发的材料在事实上有很大的错误，希望他们采取慎重的态度，正式更正。可是他们不更正。更为奇怪的是中宣部负责编辑这个材料的领导人，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到十日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新闻讨论会”上又批判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他还公然说胡绩伟是在看到乔木的回信以后，受到批评以后，才把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的。这位同志未免太疏忽了，因为我的二稿后面注明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三稿的后面注明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乔木同志给我的信是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请问，我在一月七日以前修改二稿时，怎么可能看到三月二十六日的批评信呢？

在十年内乱中，这些同志也是受到过“四人帮”这种蛮横无理的批判的，为什么现在反而用这种手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