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认识胡乔木的左根

现在，我想专门回忆我同胡乔木同志近十年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我从一九五二年秋调到人民日报社作副总编辑以后，乔木先是毛主席的秘书，后来升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一直负责直接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几十年来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对他是很尊重的，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大改版时期，他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原则，成为大改版的指导方针，受到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的热烈欢迎。在改版前后的两三个月内，他常常同我们一起上夜班，也是忙到清晨报纸打出第一张清样以后，才同我们一起下班回家。他在修改稿件、制作标题、安排版面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他办事认真，事必恭亲，一杆子插到底，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马虎。

总的来说，在“文革”前十几年中我对乔木同志的印象是很好的，他是良师，是严师，是我们在新闻工作方面很受尊重的领导人。只是他对干部要求过分严格，动辄训人，甚至吹毛求疵，往往对一点小毛病翻来覆去的批评，越批越上纲上线，把人批得体无完肤。同时，他在业务指导上多谋好变，今天说向东，头头是道；明天说向西，也头头是道。尤其是人家按他的主意正在向东，他却自食其言，反过来责备人家为什么向东，弄得人啼笑皆非。因而，我对他虽然很钦佩，但总是敬而远之，畏而避之。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是批斗对象，毛泽东对乔木特意加以保护，让他从中南海搬出来以后，住进了一个大使馆的旧址。报纸上刊登批判他的文章时，只提姓不点名。新闻界每次举行批斗胡乔木大会时，我都是陪斗的“要犯”，我们之间还算得上是难兄难弟。因而当邓小平出山协助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时，乔木和一些同志劝邓设立一个政治研究室，他和吴冷西向邓推荐，把我从人民日报调到政治研究室，参加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样，我终于从被管制被批斗七八年的“走资派”队伍里解放出来，恢复工作。当时，我们在生活上是颇受优待的，我恰恰在怀仁堂旁边当年邓小平总书记兼副总理的官邸办公和休息，每天上下班都有车接送，因而我对乔木和吴冷西是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