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背后批评总书记，扣了一顶大帽子

耀邦同志这个报告得到广泛的赞许，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报告精神作了宣传。万万没有想到，胡乔木同志对这个报告却很反感，他把一肚子火气都发在人民日报领导人身上。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乔木把我（当时我担任社长）、秦川（报社总编辑）和王若水（分管评论和理论宣传的副总编）叫去，对耀邦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报社不应该按照耀邦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批评重点是不能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特别不能把农村改革的精神根据城市情况去推行，强调反对对国营大企业和文教部门进行改革。

乔木的讲话是那样声色俱励，好象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人民日报多年，他总是要求我们对他的指示要言听计从，所以我们对他的讲话，总是尽可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进行传达。这次他讲得这样严厉，我们回到报社以后，三个人赶快核对笔记，整理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记录稿。现在把它抄在下面，很值得一读。

乔木同志谈话纪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未经本人审阅）

乔木同志先就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谈了几点意见（最早的稿），说：给中央的报告，虽然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要表个态，以示和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报早就提出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问题，我已和胡启立同志谈过，你们后来的报告未及看，今天谈别的问题。

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分不好。前天，北京市委有同志来谈，因为有些材料反映的东西与事实有出入，一批，市委马上作检讨，下级接到批示，明知不合乎事实也不能不办。十二大党章都不起作用了。像北京市委有话都不敢说、不好说，应当引起注意。

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不能囫囵吞枣地宣传，容易出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能不能提倡万元户、可以搞第二职业、文教单位也要包，等等。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反映强烈。两种不同的反映，比较积极的同志都不同意这种提法。你们人民日报是否可以提倡万元户？是不是也要搞承包，自谋出路？这样，把党和国家的机关也搞成自某出路，发家致富。这就引起很大的反感。清华大学张维同志也是市委委员，他反映：要求这样搞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而且是落后分子。

如果像这样搞下去，国家机关就会形成散伙状况。报纸不能“天天转”。刚刚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又宣传搞第二职业，叫读者如何理解。真正的科学家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丁肇中一天就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哪有时间去搞第二职业？记不得哪一国家有一位科学家终身不结婚，人家劝他，他说：我把全部精力都献给科学，不能再献给其他了。资本主义的科学家尚且如此，社会主义的科学家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何况，我们的科学家，一切的研究设备、研究条件、资料、仪器、物质等都是来自国家的，怎么能去搞第二职业，去为自己搞收入呢？

人民日报对这点宣传很多，跟得过快。十二大精神、四项任务、四项保证很少提了，两个文明、阶级斗争，更是提得少了。这样的宣传，叫读者怎样理解呢？

中央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讲话的人是临时讲的，但宣传，就要把前后连接起来。人民日报的宣传，应注意前后连贯起来，注意宣传的连续性。党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能一下就转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六五计划，现在一下就很少宣传了。

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轰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税。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都去搞承包。这点不解决，就忙着去承包，就会出问题。承包总要有定额指标，一包就容易提高物价。在北京市，这类问题已出现。现在，大家都想赚钱，国营商店也到外面摆摊子，就提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个人要增加收入，企业要增加利润，如何增加法？有些货源本来就紧，就无法增加销售量，只能提高物价。所以商业承包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央已经通知北京市要划分范围，商业改革现在只限于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国营商业改革现在不铺开。工交企业更不能铺开。首钢的办法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实行。北京市对首钢也有不同意见。很多企业原材料、产品销路都没有保证，如何承包？国家都得增加投资。再说，如果首钢真正翻两番，就同书记处对首都的四项指示的精神不符，北京的文教、卫生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事情是很复杂的，不能孤立起来看。

紫阳同志在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一九八二年的经济形势要有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去年基建规模大大突破，重工业大大上升，轻工业下降，有的甚至是萎缩。这究竟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这究竟包含什么问题？这种趋势今年上半年如果并强有力地扭转过来，各行各业都要翻两番，形势失去控制，就会出现一九五八年那样的比例失调。轻工业继续下降，消费品减少，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更明显暴露出来。

我现在谈的这些事现在不要宣传。等小平。耀邦同志回来以后再研究。这些事比较复杂。

对人民日报，对所有新闻单位，想到几点意见，就是考虑问题要有理论头脑。原则问题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不能说过头。耀邦同志临走前说：这样下去，大家头脑发热，谁也控制不住，会出问题。

我向你们提两点：一是宣传要有连贯性。不能把昨天宣传的抛掉。讲话的人可以不联系过去，但宣传就不能这样，要联系，要有一贯性。二是对各种事情要分析。要把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要联系起来宣传，才不致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就是失去控制。当时，我想控制，曾经提出：政治局委员在外地说的话不作数。比如谭震林同志在外地的讲话，我就请示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不算数。但是，后来没法子控制，因为毛主席在外地讲了话，新华社、人民日报就只能宣传，也没有办法。当然，当时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话，也可以不说。但，这是个别问题，总的说来，那时已经无法控制了。

新闻工作者又要热烈又要冷静。情绪要热烈，思想要冷静。

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我修改时只是一头一尾加了一点。有些地方我改了，比如加上去要强调试点，按紫阳同志元旦讲话口径修改了。有些工作要等待，不要急。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这样，就搞得快了。事情很复杂，互相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问题很大。很多事是原来估计不到的，没有想到现在压力这样大。

现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订出几条杠杠，就是要“改”。耀邦同志这一讲话，虽然话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想向你们提出：把宣传的基础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主席尽管在实际应用上有不对的，但他还是经常向我、向报社提出，都要讲理论。当然，讲理论不是讲多少条条，不是多少引证，是要在日常宣传中，在小文章中，都要经常注意不要离开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群众反映，我们究竟宣传的什么主义？

国家企业和农业有很大区别。过去，对个人物质利益不宣传，甚至反对个人物质利益，是不对头的。现在又反过来，宣传得过了头，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不行。那何必宣传蒋筑英、罗健夫，那样，他们反而成为很不觉悟的了。

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这样，就很难宣传了。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分，把它孤立起来，就成问题。农村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如雇工，中央主张不要禁止，过一些时候再看。而国营企业，情况就不同了，一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怎么搞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就是要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当然，“ 国家得大头，集体得小头，个人得零头”，这个提法很好。个人如果离开了国家、离开了集体，那就不好了。个体经济可以宣传，但那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嘛。至于“知识分子也可以先富起来”、“第二职业”等提法，已经发生很大的问题。在党史研究室也发生了问题。这样，机关工作也无法进行计划了。实际上把第二职业当成第一职业，热衷于为外单位写书，放弃了研究室的任务。他们还说什么：“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人民出版社也是党领导的机关嘛”。

这些话不要传达，传达时，只谈原则，不谈具体的事，只谈抽象的原则。

宣传不能单打一，不能说宣传改革，就不宣传十二大，不宣传四大任务、四大保证。不能春天宣传一套，夏天、秋天又宣传另一套。这样，党如何领导？《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就要考虑这些大问题。中央哪个同志讲的话，可以只讲某一点，但发表的时候，就要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宣传，不能孤立提出一个任务、一个思想。我看到报社登我在什么地方讲了什么，我自己就感到很为难。如果这样宣传，就必然使群众思想发生混乱。

毛主席经常讲：为了防止左右倾，讲防左时要同时提到防右，讲防右时要提到防左，才能防止片面性。这些经验，过去总结过，提醒过，但事到临头还是发生，还是又犯。我们要看得长远一点，要站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

我想，中央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会得到一致的。以后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生。不能要求每一个同志讲话都瞻前顾后，这是很难的，任何人也做不到。

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气力纠正中学校开旅馆，纠正医生私人开业，我们医院很多医生都去私人开业能行吗？现在这样宣传，事情就很难办了。

是要改革，要坚决改革，我决不是反对改革。但要考虑周到。

（秦川同志反映，当时确有把教员到工厂帮助得到报酬当成经济犯罪的事，当然不应当提在知识分子中也要提倡有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当然不对，也要考虑，也要注意。

但是，都搞承包，就真正是一切向钱看了。

剧团搞承包的问题，首先，剧团是上层建筑，首先要解决的是政策方针，不能把文教团体也当成经济团体。对剧团的要求，首先是政治标准，不是经济标准。

我希望人民日报在各方面都成为权威，至少在主要方面要成为权威。人民日报应该研究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宣传不能片面性。你们在理论宣传改革中，强调进行争鸣。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各种主张要理论化，要讲理论，对很多重大问题，在理论上要阐明清楚。你们的副刊，要大大超过《申报?自由谈》的水平。你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但各个方面都超过，还没有做到。当然，现在条件不同，现在稿子很多，编辑人员水平差的也有。所以一些稿子错别字都有，事实搞错的也有。

本来想对人民日报提出个总的要求。人民日报总要有一个根本的努力目标，在几个主要方面都要成为第一流的，就是在各方面都要有权威。比如在苏联，他们常说，什么事，真理报是这样说的；什么名词，真理报是这样说法，等等。就是有权威。它确实也有水平。

一九六Ｏ年，军委扩大会议一个文件里提“闻风而动”。我就对毛主席说，不能闻风而动，风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如何动？但主席不同意，还是保留这个提法。去年七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首诗，李锐有不同看法。人民日报要把关，要尽这个责任，宁肯暂时受骂。我对主席也提过意见，主席说我把他“逼到南墙”，就是说我向他提意见。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对陈伯达搞陶铸不满，他说：陈伯达这人看风，不可靠。还是胡乔木敢说真话。

要坚持，宁肯受气。

人民日报的报告我再仔细看看。中央讨论后再看是不是到人民日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