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理部一支暗箭～胡耀邦亲自调查核实，纯属子虚

另一支暗箭，是在这之前放的。他不知听到谁向他打的小报告，说我在十二大的小组会上发言，主张在报告中删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话。我确实是有这个主张，但我还不至于这样直爽地说这个话。他不经调查，听着风就是雨，以为这下又抓住我的辫子了，于是在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上大加谴责。耀邦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特别找我们那个小组谈话，对这个小报告进行了核实，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一箭也没射中。现在把耀邦同志找我们小组的曾涛、秦川、廖盖隆、王若水和我五人谈话的记录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谈话记录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耀邦同志本人审阅）

时间：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下午（十二大期间）

地点：中南海勤政殿

参加人：胡绩伟、曾涛、秦川、廖盖隆、王若水

（注：耀邦先问我到安徽调查的情况，他对农村生产责任制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此处不赘引。）

昨天书记处开会。乔木同志说，党章讨论得差不多了，同志们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可能要做较大的修改。今晚改好，明天拿出来。大部分意见可以接受，但有三条不能接受。一是有人主张取消“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还听说有这个话：“中央犯了错误怎么办？” 二是规定代表常任制；三是规定干部任期。我问是谁提的，他们说是中直二组，你们几位。我说，我可以找他们谈一谈。

（几位同志都解释说：第一条没有，没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后面两条意见是有的。）

没有第一条就好。后面两条，中央作过反复考虑，常委讨论过三次。取消终身制，这个原则不能变。这是鉴于毛主席的教训，他老人家都不能起床了，还要掌权。这次十二大下了决心，搞一批退到顾问委员会，这当然不对第一线。昨天又有四位（李井泉、张启龙、王德、杨秀峰）写信，说是连顾问委员会委员也不当了。我们本想利用主席团名义回封信，鼓励一下，但又怕给其他人造成压力。但将来总要有个表示。

小平不当主席，这些都是废除终身制的重大步骤。但是考虑到对一些中青年同志，如果选到中央领导岗位，就需要长期的锻炼。限定两届或三届任期，恐怕妨碍实际工作上的需要。有人说，中间一届不当也可以，但这样有两个缺点：中央的工作缺乏连续性；另外，给人的印象是某人下台过一次。当然好的一面是能官能民。但今后无论多么大的官，都应当经常下去蹲点。老的都声明要退，很可能八五年退。就是退了，我们有些事情还不是要请教他们。所以，不是这些老同志的问题，这是为下一代设想，不要为他们设置障碍，实际上行不通。这个问题乔木很注意，他说：如果一个人五十五岁当总理，连任两届只六十五岁，所以他坚决主张再加一届，干到六十五岁。他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总理任期短是不行的。

还有中央委员会。这一届的平均年龄五十九。究竟多少合理？太年轻也不行，比较合理的也许是五十五岁，满期是六十五岁。上限是七十五岁，下限三十五。三十五到七十五相当于七届，不是三届。老一辈没有问题，对后一代就不然了。但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制，这是不能变的原则。当然，再过十年，如果觉得要改，也还可以改。

过十年，顾问委员会还要不要？不一定，我没有讲过不要的话。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有老的，可能还要设顾问委员会。

取消终身制这个原则不变，但可以讲得活一些，所以采取现在这种写法，乔木同志考虑了很久。这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将来不行还可以改。现在你们不宜再坚持限期意见。

至于常任制，这个问题好办。究竟是常任好，还是非常任好？八大搞了常任制，经验不成熟，也可能没有做好（开了二次会议就没有再开了）。现在也不能肯定那个好。常任制不是不可以搞，但不是一定优于非常任。主要是坚持党的政治生活正常化。现在这一届不行。现在来告状的就有一百多封来信，牵涉到一百多人，十分之一，因为几十年搞乱了套，一时挑选不好。因此，至少这一次不要规定，经过将来的实践，到十三大还可以再规定。

对绩伟，我有个总的估计：经过“文革”考验，没有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了许多正确的东西，也敢讲话。他心地光明正大，忠心耿耿，想搞好党的事业。但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有些地方偏激一些。有人说他认定了一条，要改变很困难。当然有的坚持得对，如责任制。有的事情则是可这样办，也可以那样办，这就不要坚持。还有就是要从大局看，有些事太坚持反而对大局不利，有几次我就没有听你们的意见。如理论务虚会把有些同志说成是“凡是派”，我就不赞成这项帽子。还有山西、河北、山东的问题，如果根据你们的《情况汇编》办事，可能不利。还有几件事我也没有听你们舆论界的意见。当然，我也有失误。我在青年团十四年，也有人说我主观，性情暴燥。经过“文革”十年，家里人说我脾气好多了。

去年我争速度问题，六或七。后来小平同志对我说，争这个有什么意思？他还说我，你批那么多条子干什么？人家不赞成，少批一点嘛。另外，我有时看人也没有看准。

（绩伟同志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有偏激、急躁、固执的毛病。同时提出现在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就是打小报告，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歪曲、造谣、乱戴帽子。比如说我是什么新闻界自由化的头子。）

我对绩伟说，舆论是客观存在，想推翻也困难。如有好些人，说胡绩伟有这个缺点，那个优点，那是抽象概括出来的，不是指那一件事。“不要和中央一致”的意见你没有说过，可以否定；一件一件的具体事可以否定，可以澄清，但概括起来的总印象很难改变，比如说你固执，就不好否定。当然少数舆论也不一定正确。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的东西，提醒一下，注意一下，还是需要的。

（绩伟说，耀邦同志的批评他完全接受。）

（曾涛：现在，好象先告状的人告的对。像耀邦同志这样，听到对我们的反映，就告诉我们，找我们当面谈。这点，使我们很受教育。这样对待同志就很好。可惜有的领导同志就不是这样，我希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都能够采用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你们对自由化问题的把关是有缺点的。比如：你们那年介绍美国，反映说有滥美之处。（绩伟说，那年若水同志访问美国后写的几篇文章，有人说只说好话，没有揭露；我翻来看了，其实每篇都有揭露。曾涛同志说，那次我是代表团团长，若水那几篇文章，我看没有吹捧美国，现在还可以再看看。）宣传外国总理骑自行车上班；我们的总理难道比别人差？有个片子描写香港的贫穷窟，那简直破得不像样子。还有介绍匈牙利的经济，说得那么好，说点优点可以，但不能说得神乎其神。当然，报纸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但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秦川同志谈到赵易亚八月二十八日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问题，听说是刘志坚同志先发现的。乔木同志生了气，同尚昆同志打了电话。

疙瘩何时起？是从讨论兴无灭资问题开始的吗？

（秦川：更早一点，是实践标准，在全军政工会议上。）

再下去就是《苦恋》，（绩伟：说《人民日报》不批《苦恋》是不公道的。在在军报文章前一个月，登研究室那篇爱国主义的文章中，就很鲜明地批判了“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 ”的错误观点，批的很长一段。只是没有点《苦恋》，也没有点白桦的名。难道只有点名才是批评吗？我还是认为《人民日报》对点名批评还是慎重为好。）主要是军报的文章没有写好，要讲道理。我就很注意，不要造成印象，说我们政策变了。批一下是对的，我充分肯定了一下。我没有解释为何要一再说“适可而止”。当时好象是周扬同志没有统率起来。

耀邦同志最后对绩伟、曾涛说：主要是对你们两人意见多一些，中央对你们有公正的看法，这次没有安排你们两人进顾问委员会，是因为对你们另有安排，想让你们以后到人大常委会去工作，你们到那里去工作更好。

耀邦这次谈话，不只是澄清了一个谣传，而且为端正我们的党风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曾涛同志（当时新华社的社长）说：“现在，好象先告状的人告的都对。像耀邦同志这样，听到对我们的反映，就告诉我们，找我们面谈。这点，使我们很受教育。这样对待同志就很好。可惜有的领导同志就不是这样，我希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都能采用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个话说得好，说明我们党风上有两个毛病，一是捕风捉影，打小报告；二是不作调查研究，轻信小报告。而这两者中，后一种毛病是主要的。领导人如果都像耀邦这样，听着对某一些同志有什么传说，就找他本人或者有关的同志当面弄清楚真伪、分清是非，那就要好得多了。然而遗憾的是，那种轻信、妄加挞伐的毛病，老是附在思想战线主帅胡乔木和某些主将身上，这实在是破坏知识分子政策扰乱生动活泼局面的一大祸害。

在这次谈话中，耀邦对我还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语，使我深为感动。我是有个“固执 ”的毛病，但也如耀邦所分析的，有的是对的，固执也是对的；有的是可这样也可不这样的就不应固执；有的是错的，当然不应固执。所以对“固执”也要分析，究竟固执的是什么，比如我们常说要坚持什么，其实，“坚持”就是一种“固执”，坚持也有个应不应坚持和如何坚持的问题，这点耀邦分析得很好。可惜，我有时坚持得不对，有时是坚持的方法不对，如太生硬、当面顶撞等等。在我们党的生活中，该坚持不坚持的和不该坚持的事都是常有的。乔木同志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天经地义的评判是非的标准，把好些不该坚持的硬要坚持，而对一些本来应该坚持的事却又用“固执”作为罪名来打击那些坚持的同志。这就大错特错了。

耀邦同志这次谈话中还讲了一点很深的道理，就是某种概念是从事实概括出来的，还是从好些事实概括出来的，你可以将一个一个的事加以否认，但从事实概括出来的概念却很难一下否定，这种概念常常留在人们的印象里。比如那些左倾权威给我们妄加的“帽子”叫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举出了一些事实，你把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都否定了，但是“自由化”的“帽子”总是取不掉。

“帽子”还在，他们总要找一些新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的“帽子”戴得对。反正他们心中已经早就内定一些人是“自由化”，总有一天会新帐旧帐一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