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胡耀邦与胡乔木两种对立的观点

耀邦同志对这一讨论的重要性仍然紧记在心，对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思想仍然坚持不放。过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四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根本问题在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又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讨论。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发表了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社论指出：“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片言只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体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实干精神的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问题，是想进一步明确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靠人的奋斗。把这一点明确了，就能重视加强和改善人的工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产生巨大的效果。”这一重要社论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阐明以后，指出：“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宣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逐步废除了剥削制，中国人民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了。”社论说，可惜我们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航道，搞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大动乱中，林彪、 ‘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大搞穷社会主义，以致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异己力量的束缚，积极性和能力都无从发挥。”社论说：“粉碎‘ 四人帮’以后，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是在口头上，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确认这一点。因而除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之外，而且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兴旺与发达。”社论还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这一重要社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开展了关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很多基层单位也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最后汇集到为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

耀邦说，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但胡乔木等同志却连口头上也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在耀邦同志发表这一讲话和发动这一讨论两个多月前，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民是上帝”的思想（这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他竟然举例说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以此证明“人民犯错误”。在两年以后，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报批判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斥责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话，引起知识界的讥笑。

耀邦同志对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乔木同志的思想是鲜明对立的。这就更容易理解前面曾说的耀邦同志在这年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的精神，以及胡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针对耀邦讲话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反感的原因。

对这两次讨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对待人民的两种思想，而且表明在处理这两种思想矛盾时，乔木等同志所采用的手法不是真正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手法又反过来表明这两种思想矛盾的尖锐程度，更明显地曝露了左倾力量同人民存在誓不两立的矛盾。他们在哲学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在经济上批判解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权利，在新闻上批判强调人民性。他们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统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专制主义。他们思想的核心，就是同人民作对，他们以代表人民的名义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人民，以至镇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