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之言

我这封信发出以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听说要筹备召开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要把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当成大批判的主题。因而我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副标题是：《——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见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出版的拙著《新闻工作论说集》）

这篇文章从我党的第一个党报谈起，引用了几个党报的主要观点，表明我们的党报从来就强调它也是人民的报纸。从这个优良的传统中，分别阐述了作为人民报纸的几个主要方面。文章还联系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为什么当前还要强调这个问题，试图比较全面地论述党报与党委和人民的关系。文章既用了“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概念，也同时用了“党报的性和人民性一致”的概念，把这作为两个不同表述的同一概念，把历史上使用党性和人民性的情况也作了介绍。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一致问题，我的结论性的一段是这样：

“回顾无产阶级政党办党报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回顾我们党几十年来办党报的理论和实践，重温党委领导党报的经验教训，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我认为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党委应该强调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关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文章。

“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述方法。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就说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也是人民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是争取全国人民彻底解放、在全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党。这就是我们的党性，是它区别于我国其他政党的特点。反动政党也有党性它的党性是反人民，是与人民为敌的，当然没有什么人民性。其他革命政党的党性只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不可能像我们党那样具有完全、彻底的人民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公认我们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四化’，这是人民所作的历史结论。因为我们党不仅有彻底解放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锻炼出一支具有组织领导才能的先锋模范队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将来使之顺利的发展到共产主义，求得人民完全彻底解放。

“这就决定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也决定我们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也是一致的。它是党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它是党领导的党的机关报，又是党领导的人民的报纸，是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的报纸，所以它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或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我使用了“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但高于人民性”的命题。对于这一点，我作了比较长的几大段论述；因为以后批评我在使用人民和人民性这两个概念时“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批评我强调人民性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点成为我的最主要的罪状。

我并不认为我这篇文章就完全正确。正如我在“作者按”中所说的，我并不是要马上拿出去发表的，只是为讨论会准备的发言稿，是为了同大家磋商研究、征求意见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放心，还是想在会前修改得好一些，第三稿修改出来以后，我送给报社很少几位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出于对乔木同志的尊敬，特地送一份给他，希望听听他的指示。准备听取意见以后再进行一次修改。

我在送出这篇稿子时，还特别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根据我留下的草稿，信是这样写的：

乔木同志：

近来健康恢复得好吗？很是挂念！党的事业十分需要你早日康复，希望你多珍重！

我因劲椎病肩肘痛，前些时痛得夜不安枕、日不安宁的状态，我已到陕西临潼休养近五十天了，现在已有显著的好转。

在疗养期间，我对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一个稿子。可惜太长，虽然一再压缩，还有三万多字。我想把它送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不知是否适当？如果你健康允许，希望你先过目一下，看看大体上行不行？如果基本不行就算了。如大体可以，希望能听取你的宝贵意见。我还想在新闻工作会前，先召集少数人征求一下意见。根据你和同志们的意见作一番修改后再提交给新闻工作会议。

自从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全国新闻座谈会上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引起新的议论以后，有很不一致的意见。两年来，我断断续续的翻阅了一部分有关文件和材料，利用这次疗养才把它整理出来。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你的意见（我认为你在这方面的意见也有很宝贵的地方）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有一些同志在发展你的意见，我认为甚至在夸大歪曲你的意见。这些同志不仅否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原理，而且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同党性对立的，是纠党性之偏，有的同志甚至把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说这是拿人民性来反对党性。

我这篇文章想尽量避免用辩论的形式，而用正面论述的办法，想学着画龙点睛的办法辩驳一下。我还想避免直接评论当前的现实问题，尽量摆出历史事实，想引古论今，企图比较容易地说清道理，比较自然地解除争论。这只是我的主观理想，由于自己水平低、修养差，可能实际上会事与愿违。我还想在这方面再作修改。想尽量不同什么人争辩，不愿因而挑起更大的争辩。当然，我心里主要的目的，还是避免同你争论，但确有少数同志拿着你的论点在“批判”我。如果他们看了我这篇文章，尽管我如何注意，他们都会说我是在批评你的。因而，这篇文章最好先请你看看，如果真会产生这种不良后果，我宁肯把文章压下来。

你是在我长期新闻工作中最尊重的领导同志，是我在新闻业务上崇拜的师长。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分歧（当然在分歧中，你有很多是正确的），但大原则是一致的，我对你始终是十分敬爱的。

正因为这样，我抑制不住趁此向你说几句心里话。我感到你有一点像毛泽东同志，他在前期有很多光辉的思想，可惜后期自己否定了它。你在新闻工作方面，我认为前期你不仅是理论上有很好的创见，而且在实践上有很宝贵的贡献，可惜在后期，在某些问题上你却违背了你自己早期的言行。

当然，你的功劳和权威远远不如主席，但你现在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思想理论战线，你的言行影响也是具有很大的权威的。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不够活跃，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同你在领导方面的偏差和不够民主的作风（我认为你一月二十三日在社科院的讲话反映了这些缺点），是有一定关系的。这点，我认为你没有在实践上吸取主席的教训（尽管在道理上你有很深的认识）。但是，你在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上毕竟比主席高尚得多。我相信，你不会像主席那样压制打击你的部下和战友，你还是比较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而且勇于作自我批评的。所以，我还乐意鼓起勇气向你提这样尖锐的意见，还乐意向你说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诤言。这样，既可以使你闻者足戒，又可以得到你纠正我对你的误解、片面性和偏激情绪（我知道这点正是我的一重要毛病），纠正我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我这想法是不是不对，欢迎你批评。你过去每次对我的鼓励和批评，对我都是很宝贵的鞭策。

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问候谷雨同志和黎虹同志！敬礼！

绩伟

二月十四日（一九八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