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对我的批判和我给胡乔木的信

在这以后，就传说有的领导同志对我的观点很不满意。一九八一年，当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于一月二十三日在该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举了一些事例批判了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自由化思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批判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等观点。

同年二月八日，我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进行了解释。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将我那封信的原文抄在下面。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胡绩伟给胡乔木的信及两个附件

乔木同志：

你一月二十三日在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和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报纸宣传上也应该加强这项工作。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已经注意作了一些宣传。

你的讲话记录稿，在中宣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已经传达了，报纸在各部副主任范围内也传达了。你的讲话，有一个地方看来是批评我的，有两个地方批评到《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经我们检查，发现在事实上都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不对，因而你据此所作的结论，自然就是不适当的。

你在这次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观点，把这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事例，我认为是不适当的。你的讲话是这样说的：“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在这以前，在你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的修改过程中，也批评过“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的观点。你的讲话在中宣部所属各单位传达以后，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这一观点，是我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在党校作关于报纸工作的报告时讲的。十月初，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建国三十年学术讨论新闻学组的座谈会上，我又很简单地重复了这个观点。看到你这次的批评以后，我又把当时的记录稿找出来看了，又请同志再次核对了我的讲话录音。因为那是一次关于报纸工作的政治性讲话，讲话中只有一小部分谈到我们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并不是一次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学术报告，因而从理论上来要求，可能有不够周密、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我还是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误。而你的批评，只有结论，没有说理。不知你是不是看过我的讲话记录稿的有关部分，为了便于你比较全面地了解我的意思，特把我当时讲话的有关段落抄在后面，作为附录。

我在这一讲话里，一再强调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再强调党委应如何办好党报，强调党委要把党报办得既集中群众的智慧又体现群众的监督；既充满人民的呼声，又合乎党委的方针。就在这一报告中，我专门有一小段讲“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一开头我就说：“党是伟大的，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有了伟大的党的领导，我国人民才能够夺取伟大的胜利，才变成为伟大的人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正因为我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伟大的人民斗争当中，产生了一些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代表人民、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在伟大的斗争当中，也锻炼了这些政党。无数斗争证明，在这些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是最能代表人民、最能领导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党，是真正人民的党，因而成为我国人民公认的伟大的党。”在这里，不能说是把人民和党对立起来。我认为：我所阐明的我们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是没有错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强调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资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政策并不强调代表人民。就在你这次讲话中，你也说过：“从根本上说，我们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做到的。”你这里说的“我们”当然是“我们党” ，既然我们党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能做到的。”所以，不能说强调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强调党的人民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退一步说，我这个观点即使有错误，你也要考虑到我当时讲这话的背景是什么，是针对什么人讲的。我那一段话，是针对汪东兴等同志讲说的。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了耀邦同志定稿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和你自己定稿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受到党内外热烈称赞。但是汪东兴等同志却大骂《人民日报》没有“党性”，骂我不是按“党性”办报，责问这两篇文章的发表“究竟是哪一个中央同意的？”当时党中央的主席、负责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和中央宣传部长都反对《人民日报》，用各种方法来压制我们。这点，你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我在党校讲话时，是在回忆那一段时间的情况，针对那些最高权威人物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原则所所的那一番话。尽管粉碎了“四人帮”，那时我们党中央的情况还是处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的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我们刊登那篇文章，抵制他们的批评，正是为了捍卫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按劳分配，我们刊登那篇文章，抵制抵制他们的批评，也正是为了捍卫和坚持社会主义。把这说成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显然是冤枉。何况，当时对于如何发表这些文章，我们是反复研究过的。按报社当时的想法，认为这样重要的文章，又写得这样好，是应该作为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发表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连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也没有用。耀邦同志想出了一个“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正是为了避免违反送审这个组织纪律，所以，当时就从组织原则来说，那样做也是在党的组织纪律容许的范围以内。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正是体现了我们真正坚持了党的纪律。

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与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为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

对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这次起草和修改《关于报刊决议》是在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历次修改稿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很不一致，先是说“ 不能允许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以后改为“正确理解增强党性和保持人民性的统一” ，以后发展为“党性与人民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甚至‘党性要服从人民性’一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以后又准备改为：“…因此不能把党性和人民性混同起来或对立起来，更不能说党性要服从人民性。”以后因意见不一致，全部删去、一字不提了。对这种意见不一致，我觉得是正常的。对这种不同看法，是可以同志式地进行研究、讨论、争辩的，展开理论批判也可以。我认为：最好不要说成是什么“奇谈怪论”和“社会科学界的一种羞耻”。

我这个人水平低，又心直口快，免不了说一些错话，就是我那次在党校的报告中也免不了有这样的错话，但是我相信我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会反对四项原则，不会堕落到什么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列里去。这点，我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很多年，我想你对我总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我对你是十分尊敬的，你对我本人和人民日报曾经进行过很多很实质的批评，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这次你对我的批评却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的根据既离开了真实情况，批评的结论又太出格。我完全是从尊敬你的愿意出发，向你说真心话，希望你谅解。我的意见，可能错上加错，希望得到你的批判和指教！

此致敬礼！

胡绩伟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

（你在一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还在两处批评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认为这两处批评也是不合乎事实，是不适当的，我把理论部的说明也作为附录送你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