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其次，在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对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知识，对这些问题则是很少提到的。在“文化大革命”前，知识分子已经经常处于挨整、被批判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更是拿知识分子开刀，《五一六通知》点了新闻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　“都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很快打倒了大大小小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以至造成这样的结果：有知识的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罪；没有知识就是光荣。将知识和知识分子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是“全面专政”的对象，这是必然的结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立即亲自抓科教战线，召开科学大会，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党中央制订了一系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办法措施。所以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过去已经有显著的不同。渐渐摆脱了过去怕挨整、胆小怕事的心情，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敢于发挥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直到现在为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很大阻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过去那套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潮影响，在各级干部中还相当根深蒂固，没有肃清。

第三、我们特别不要忘记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起过的作用。他们骗取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长期窃居领导理论宣传的大权，上欺下压，干了不少坏事。许多本来是他们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形势一变，他们就可以翻脸不认账，倒打一耙，嫁祸于人。他们为了要打击别人，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可以将别人的文章或讲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甚至东拼西凑，罗织罪名；凭一句话，甚至半句话，就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他们又组织了“梁效”、“罗思鼎”这样的写作班子，收集材料，打小报告，提供论点。写反动文章，造谣言，说假话，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舆论宣传大权，凡是他们的重要文章，都可以勒令全国报刊一律刊载，随时可以造成强大的反革命宣传威势。他们要打倒谁，谁就立即被打倒，连一点申辩的余地都没有。他们还可以依靠自己的需要，编造各种反革命谬论，甚至编造毛泽东同志的语录。大家都知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陈伯达、姚文元将毛泽东的语录拚凑编定的。（见附件）而其中最著名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其中 “全面的”三个字，就是陈伯达和姚文元加上去的。这个方针的提出，就彻底否定了“百家争鸣”，只剩一家独鸣了。那么，是哪一家独鸣呢？是“四人帮”一家独鸣。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对人民大众的全面专政。但是，他们是打着“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实行专政的。既然“百家争鸣”已被取消，那么究竟谁是真理，谁代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实际上是谁有权谁就是真理。由康生、张春桥造成的长达十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恶劣后果是无可估量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许研究、不许学习、不许宣传了，只有他们那套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肆泛滥。在文艺上，除了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以外，各种剧种和流派都被扼杀、消灭。 “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很快抓了知识分子的问题。特别是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确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重申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从各个方面为科学、理论、文艺工作的繁荣发展创造条件。当文学戏剧创作发生了问题的时候，耀邦同志又亲自召开座谈会，明确指出：“十几年来，我们这支创作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些同志则是被摧残致死的。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他在会上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充分听取各方面（包括作者本人）的意见，平等讨论，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正是由于党中央进行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才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敢于在理论、文艺等方面大胆进行探索。近两年来，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见解，在文艺上对各种形式和题材都进行了尝试和探讨。各个文化领域都开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多少年来万马齐喑的情况开始打破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了，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得来不易，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它。

当然，意识形态领域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也会发生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对意识形态中的缺点错误，当然需要干涉，需要领导。

但问题是：对目前的情况如何估计？将这些看成是大好的主流中出现的支流呢，还是再将它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并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呢，还是回头去使用以前的老办法？在这样的问题上，现在我们党内的看法显然是还有分歧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所以在全党还不能取得统一的认识。我建议中央专门总结研究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知识分子的人数虽然没有农民多，但因为他们对社会、对国内外的影响大，如果工作不做好，也同样会影响安定团结，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我以为，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中，党必须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为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三中全会号召全党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现在，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条战线上，都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经验，需要从力量上加以总结，加以说明。许多问题我们还在探索，甚至有的问题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更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避免失误。

所以，在理论问题上，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鸣。像过去那样，在理论问题上只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被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果不但使理论停滞，而且使错误的理论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而造成党和国家的极大危害。这种情况决不能再重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科学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鸣，包括对于党的现行政策，也应该允许在理论上提出不同意见的探讨，才能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将不同的意见随便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不利于理论的发展的。当然，为了避免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混乱，这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可以在内部进行，在没有明确的意见以前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