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弄清楚坚持什么和如何坚持

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摆在我面前的任务也是从理论上如何解决“坚持”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以达到真正坚持的目的。

当时报社的几位领导同志认为在“四个念念不忘”的十年中，这“四项原则”已经赤赤裸裸地成为推行假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破坏共产党领导和宣扬假马克思主义的护身符！它在这十年内乱期间，早已名不符实、声名狼籍，成为虚伪的口头禅了。粉碎“ 四人帮”以后，换了一个说法，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要痛改前非，要真心实意地坚持下去，那也是好事。要真坚持，首先就必须正视这几十年的现实，必须充分吸取这一反面经验，必须分析批判这种假坚持才能做到真坚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贡献，就是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重新确立了我们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既然任何真理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也不能例外。

当时，重提“四个坚持”有一定的必要性，用实践标准来进行检验也是必要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十几年的左倾，加上十年内乱时期的极左路线，把四项基本原则糟蹋到濒于全面瓦解的地步，很多中老年党员干部都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和曲解，弄不清几十年来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坚持得不正确？唯一检验的标准既不是书本本，也不是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唯一的标准只能是几十年的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从这几十年的实践出发，分清大是大非，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只是原则上提出“四个坚持”，连这些中高级干部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要坚持什么，如何坚持，也就达不到真正坚持的目的。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广大青年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当时出现了“三信危机”，对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理论和前途都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根据几十年来的客观实践的成就，实事求是地批判错误、肯定成绩和总结经验教训，只是原则地提出“四个坚持” ，广大青年当然很难接受，其中即使有人想接受，也不知坚持什么具体内容，不知如何具体地进行坚持。

可见，在重申“四个坚持”以后，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坚持什么和如何坚持进行具体的宣传解释，特别是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浅出的阐明。当时，报社理论部同志提出要组织一批文章，我征求过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支持报社的计划，于是我们特约当时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李洪林同志撰写几篇文章。

结果，李洪林同志为我们写的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六月二十日和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可是，这又偏偏受到我们顶头上司的胡乔木责备。他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从反面提出问题，不是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根本问题上制造了思想混乱。”于是，从这时起，胡乔木等人就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四根棍子”打人，首先就打在我和人民日报的头上，当然也打在李洪林同志头上。

真不明白：多年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越来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社会主义，搞了很多年的假社会主义，如穷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封建法西斯社会主义等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人民日报刊登这种分清真假社会主义的文章，澄清了是非，拨乱反正，怎么反而是“制造了思想混乱”呢？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八月《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一百一十五页）可见，在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五、六年以后，小平同志还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那么，在当时写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文章犯了什么大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