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胡耀邦提出了最后的诤言，他摇摇头，连说两个“难呀！难呀！”

耀邦被打倒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即将到来的“十三大”能够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当他不幸逝世以后，声势浩大的悼念浪潮，成为“八九民运 ”的前奏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是他光辉一生的彩霞反照。

耀邦下台以后，我国的民主运动进入十分艰难的阶段。他下台的第一个夏天，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提起笔给耀邦写了一封信，但经过再思三思，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去。不久，我见了他，把这封信的意思告诉了他。他很沉静地听我说，但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只是摇摇头，连说两个“难呀！难呀！”使我感到这场悲剧并没有完。现在把这封信抄在下面，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希望。

耀邦同志：

从去年十二月底以后，很多问题引人深思。七月在北戴河休假，想得不少。反复考虑，还是给你写这封信。

近三几年来，感到你的毛病日渐突出。尽管如此，很多同志还是认为你的错误并不是很严重，更不能成为换你的理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换你的这种作法，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

看了印发出来的你的检讨，令人失望。是自己的错，当然应该检讨；人家批评得对，也当然该接受。但是对并不是错误的认错，对不当的批评也默认，恐怕就太过份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适当的认了错，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一个人怎样委曲求全，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因而颠倒了是非，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对千千万万坚持真理的同志的危害，却是很难原谅的。

从这次事件曝露出来的重大问题，人们更加感到，在强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候，恐怕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党的改革，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不知可不可能在党内先重申一点初步的民主：

一、在十三大的时候，你能不能对这些年来的重大争论，作一个简要的发言？比如：主要应该反极左还是反右？主要应该反封建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怎样才算真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如何反法？对党内不同意见能不能长期采取这样压制和封锁的办法？不认真贯彻执行理论上思想上的双百方针，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等等。如果你认为现在还不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希望你宁可持保留态度，也不要再违心地去作什么深刻的检讨。本来，像这次换一个总书记的特大问题，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事后是不是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二、在党员中讨论这次事件时，大都是一边倒。当然并没有宣布不容许说不同意见。而这，恰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为什么缺乏一种民主空气容许大家说一点不同意见呢？连“宽容”的风度都被批判为自由化！因而，在以后专门组织的几次大批判会上，也就很难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对于被批判的对象（如于光远同志），也是处处限制，不让比较充分地进行答辩。这同十年内乱相比，形式上是文明多了，实质上还是斗人、压人、搞臭人的大批判会。这些，可能你已经无法知道真实情况了。我以为，我们党是容许有批判人的自由的，批谁、如何批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必须容许被批判者有答复和反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别人发表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真理又在自己手里，又是在高层领导召集的对高级干部的批判会，为什么不能给被批者以平等的权利，容许人家比较充分地进行事实澄清、是非的辩论和理论的阐明呢？既然要发动公开的批判，又偏偏秘密起来，总在背后定名单、编材料、散布舆论、点名批某某人有什么大错、是什么典型，结果，事实又不准确，罪名又不明确，在党内外引起猜测和推论，加油加醋，把人搞臭。既然是最正确的理论权威，人家又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不可以写出正式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又让人家在报上答辩？如果认为确有必要考虑公开的影响，能不能选定一个或几个内部刊物来刊登这些批判文章，同时刊登被批判的文章的原文，刊登被批判者的答辩文章很反批评的文章？在社会上和报刊上，在党内和内部刊物上，只造一种舆论，只登一方面的文章，无论怎么再申明坚持双百方针，人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三、在十三大以后，不管对你作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希望你能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改革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老实说，在你当总书记的任内，没有组织大家并亲自动手来研究党的建设和党的改革问题，这是你的失职，是自食恶果。现在亡羊补牢，还不为晚。研究我们党的改革问题，你有特别的优越条件。希望你能像一般学者那样自由地研究问题，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我们对国外的前首脑，是那样的尊重，以礼相待，对自己的前首脑，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宽容呢？

如果连这点民主都做不到，我们的政治改革能作到吗？试想：在理论、文化、思想、政治领域内，如果仍然热衷于独断专横，党同伐异，压制、打击、排除不同观点，致使文坛贫乏、论坛冷落，有识者鸦雀无声，而宵小之徒，耀武扬威，在这种情况下，讲得上什么政治改革？谈得上促进经济改革吗？没有日益改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配为社会主义的，同共产主义更是南辕北辙的。对于我们党风能改好，国家能兴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实现，人们怎么能不抱怀疑态度呢？如果十三大以后，这点没有改进，要挽回人民对党的信心，恐怕就更难了。

这点，你当然比我清楚得多。本来无需我来多嘴，但作为一位老相识，无非想同你说几句心里话而已。如果认为都是多余之言，那就由你一笑弃之可也！希多保重！

绩伟

七月二十五日（一九八七年）

从这封信看出，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总幻想着当今的权贵还会赐给人民一点点民主。其实用政变的办法把一个党国首脑推下台，还谈得上什么民主？！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统治一切的，由党中央带头来搞这种无法无天的大祸大乱，公然整到党的总书记头上，要整其他什么人那就更是在劫难逃了。

邓小平同志在十年内乱中一再被打倒，威信很高。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濒于灭亡的党和国家得到恢复，开始更新，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可惜他也像毛泽东一样，也慢慢形成个人迷信，形成一言堂；他也被一些野心家所左右，竟然也对自己的最亲密战友反目成仇。左倾势力先利用他的左手，砍掉他的右手（胡耀邦），然后又迫使他把自己的左手（赵紫阳）也砍掉。到了“八九民运”时，公然动用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说明这位最高领袖也走到独裁专制的顶峰了。

在对“八九民运”实行武装镇压之后，一场“文革式”的大规模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运动立即席卷全国，完全继续和发扬了“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是在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决定一切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成为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越来越变成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个国家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屠杀，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岂不是玷污社会主义吗？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