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胡耀邦提出了最后的诤言,他摇摇头,连说两个“难呀!难呀!”
耀邦被打倒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即将到来的“十三大”能够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当他不幸逝世以后,声势浩大的悼念浪潮,成为“八九民运 ”的前奏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是他光辉一生的彩霞反照。
耀邦下台以后,我国的民主运动进入十分艰难的阶段。他下台的第一个夏天,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提起笔给耀邦写了一封信,但经过再思三思,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去。不久,我见了他,把这封信的意思告诉了他。他很沉静地听我说,但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只是摇摇头,连说两个“难呀!难呀!”使我感到这场悲剧并没有完。现在把这封信抄在下面,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希望。
耀邦同志:
从去年十二月底以后,很多问题引人深思。七月在北戴河休假,想得不少。反复考虑,还是给你写这封信。
近三几年来,感到你的毛病日渐突出。尽管如此,很多同志还是认为你的错误并不是很严重,更不能成为换你的理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换你的这种作法,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
看了印发出来的你的检讨,令人失望。是自己的错,当然应该检讨;人家批评得对,也当然该接受。但是对并不是错误的认错,对不当的批评也默认,恐怕就太过份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适当的认了错,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一个人怎样委曲求全,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因而颠倒了是非,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对千千万万坚持真理的同志的危害,却是很难原谅的。
从这次事件曝露出来的重大问题,人们更加感到,在强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候,恐怕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党的改革,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不知可不可能在党内先重申一点初步的民主:
一、在十三大的时候,你能不能对这些年来的重大争论,作一个简要的发言?比如:主要应该反极左还是反右?主要应该反封建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怎样才算真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如何反法?对党内不同意见能不能长期采取这样压制和封锁的办法?不认真贯彻执行理论上思想上的双百方针,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等等。如果你认为现在还不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希望你宁可持保留态度,也不要再违心地去作什么深刻的检讨。本来,像这次换一个总书记的特大问题,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事后是不是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二、在党员中讨论这次事件时,大都是一边倒。当然并没有宣布不容许说不同意见。而这,恰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为什么缺乏一种民主空气容许大家说一点不同意见呢?连“宽容”的风度都被批判为自由化!因而,在以后专门组织的几次大批判会上,也就很难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对于被批判的对象(如于光远同志),也是处处限制,不让比较充分地进行答辩。这同十年内乱相比,形式上是文明多了,实质上还是斗人、压人、搞臭人的大批判会。这些,可能你已经无法知道真实情况了。我以为,我们党是容许有批判人的自由的,批谁、如何批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必须容许被批判者有答复和反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别人发表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真理又在自己手里,又是在高层领导召集的对高级干部的批判会,为什么不能给被批者以平等的权利,容许人家比较充分地进行事实澄清、是非的辩论和理论的阐明呢?既然要发动公开的批判,又偏偏秘密起来,总在背后定名单、编材料、散布舆论、点名批某某人有什么大错、是什么典型,结果,事实又不准确,罪名又不明确,在党内外引起猜测和推论,加油加醋,把人搞臭。既然是最正确的理论权威,人家又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不可以写出正式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又让人家在报上答辩?如果认为确有必要考虑公开的影响,能不能选定一个或几个内部刊物来刊登这些批判文章,同时刊登被批判的文章的原文,刊登被批判者的答辩文章很反批评的文章?在社会上和报刊上,在党内和内部刊物上,只造一种舆论,只登一方面的文章,无论怎么再申明坚持双百方针,人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三、在十三大以后,不管对你作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希望你能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改革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老实说,在你当总书记的任内,没有组织大家并亲自动手来研究党的建设和党的改革问题,这是你的失职,是自食恶果。现在亡羊补牢,还不为晚。研究我们党的改革问题,你有特别的优越条件。希望你能像一般学者那样自由地研究问题,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我们对国外的前首脑,是那样的尊重,以礼相待,对自己的前首脑,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宽容呢?
如果连这点民主都做不到,我们的政治改革能作到吗?试想:在理论、文化、思想、政治领域内,如果仍然热衷于独断专横,党同伐异,压制、打击、排除不同观点,致使文坛贫乏、论坛冷落,有识者鸦雀无声,而宵小之徒,耀武扬威,在这种情况下,讲得上什么政治改革?谈得上促进经济改革吗?没有日益改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配为社会主义的,同共产主义更是南辕北辙的。对于我们党风能改好,国家能兴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实现,人们怎么能不抱怀疑态度呢?如果十三大以后,这点没有改进,要挽回人民对党的信心,恐怕就更难了。
这点,你当然比我清楚得多。本来无需我来多嘴,但作为一位老相识,无非想同你说几句心里话而已。如果认为都是多余之言,那就由你一笑弃之可也!希多保重!
绩伟
七月二十五日(一九八七年)
从这封信看出,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总幻想着当今的权贵还会赐给人民一点点民主。其实用政变的办法把一个党国首脑推下台,还谈得上什么民主?!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统治一切的,由党中央带头来搞这种无法无天的大祸大乱,公然整到党的总书记头上,要整其他什么人那就更是在劫难逃了。
邓小平同志在十年内乱中一再被打倒,威信很高。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濒于灭亡的党和国家得到恢复,开始更新,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可惜他也像毛泽东一样,也慢慢形成个人迷信,形成一言堂;他也被一些野心家所左右,竟然也对自己的最亲密战友反目成仇。左倾势力先利用他的左手,砍掉他的右手(胡耀邦),然后又迫使他把自己的左手(赵紫阳)也砍掉。到了“八九民运”时,公然动用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说明这位最高领袖也走到独裁专制的顶峰了。
在对“八九民运”实行武装镇压之后,一场“文革式”的大规模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运动立即席卷全国,完全继续和发扬了“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是在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决定一切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成为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越来越变成破坏民主和法制的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个国家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屠杀,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岂不是玷污社会主义吗?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
如何对待人民,是革命党变好还是变坏的分水岭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