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苦恋》引起的分歧
如果说党中央对这点完全不认识，当然不符合事实，在中央文件上和领袖们的讲话中，都多次发出过警告。可惜，包括最高领袖邓小平同志在内，都在这一点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他们自己也都是“大批判”的重点受害者，但是自己照样用这种办法来迫害别人。就在六中全会以后，开展了一场对《苦恋》的批判运动。当时《解放军报》的文章，就是 “大批判”的腔调，因为这类批判的文章加的“帽子”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引起人们反感的正是这种扣帽子、打棍子式的“大批判”。在六中全会一月以后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就是以批判《苦恋》为主要典型。
现在我无法把《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与人》找出来再看一次。只记得作者写的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打击和百般凌辱以后，在痛苦地离开了祖国时说：“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这就被认为是“不爱国”，并进而上纲为“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甚至于说：这个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爱社会主义还说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而“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棍子就打下来了。我记得那年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找几位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这个问题，我在场亲自听到他把问题看得这样严重。当时，小平同志着重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
尽管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关于批判的方法还是一再强调不能搞政治运动。小平同志当时说：“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不搞围攻。”又说：“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胡耀邦同志在当时几次会议上也一再重申：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运动。
负责掌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同志根据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指示，在这次思想战线会议上讲得更具体。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 他还提醒“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防止滥用，注意划清一些重要界限。”同也一再强调“不能再走老路”，不能重复搞“大批判”的错误，他重申：“在人民内部进行思想争论过程中，无疑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双百’方针，也就是坚持学术领域、艺术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但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要给被批评的同志以进行申辩的条件，同时给他们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条件。”“在批评的时候，一律不要围攻，不要压服，不要无限上纲…”“这种讨论和批评应当力求是真正同志式的、入情如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并且允许反批评。”可惜，乔木这些话，都是自己不实行、也不让别人实行的漂亮话。
在实际上开展批判《苦恋》时，就违背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先是《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杂志所写的批评文章就是“大批判”的腔调，扣的帽子很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说理很差，很难令人信服。人们都看不到这本小说，更看不到这部电影，因而很难断定批得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种批判的方法是有意见甚至是反感的。主持批判的乔木同志一再指示人民日报要全文转载《解放军报》的批评文章，但报社编委会很多同志不同意，我们只好自己赶写批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由于领导思想也不一致，迟迟未能定稿。这样，人民日报也受到指责，报社和我的“自由化”罪状又加重了。因而在这一批判开展以后，受批判的范围还是很广，受到批判的人还是很多，批判的方法还是“走老路” ～搞政治运动。
对于这次批《苦恋》，当时我并不认为《太阳与人》没有毛病，不该批评，事实上《人民日报》早在《解放军报》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在评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过“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的观点。问题不是不该批评，而是不该一下就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把作者放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与党和人民对立的地位；而不是先摆事实、讲道理，在批判中甚至在批评一段以后再给戴上一顶适当的帽子；如果真要戴什么帽子也不要由领导者一开始就戴、先戴后批，最好由批评者在进行调查之后去戴、先批后戴。这样才可能防止出严重偏差、产生重大的冤案。上述观点是我在一九九一年写作此文的认识。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几十年搞大批判的影响。我现在认为：对待文艺作品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搞无限上纲，不搞定性定调，不扣帽子，不搞人身攻击。如果作者不同意这些批评，可以争论，有关报刊（刊登批评文章的报刊）应以平等态度予以发表，更可以保留意见，提出批评一方不能以各种压力手段来强迫创作者接受批评。因为对待文艺问题，还应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
作为思想战线领导者胡乔木同志都是这样，他们手下的虎将就更厉害了。因而每次发动政治运动时，上面都一再说“不搞运动”，实际上都在搞运动，人们戏称为“不叫运动的运动”。每次都信誓旦旦地宣称“坚持三不主义”，实际上照旧施以“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言行不一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左倾路线的遗风问题。
首先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迷信崇拜。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推翻“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的统治，建立了独立、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保持人民对党、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和拥护，应该靠我们党在决策上的正确和政绩上的显著。如果我们党长期犯严重错误，像十年内乱时期那样，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理所当然地不会继续热爱这样的党、这种社会主义和在共产党这样领导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对“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和“爱祖国但不爱社会主义”这类话，应该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太阳与人》影片中的那位主人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那样“ 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仍然能说出“我爱祖国”，只是“祖国不爱我”，已经算是很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了，对于这样的共产党和这种社会主义祖国搞得遍地红色恐怖和一片民穷国危，能够责怪他不爱党和社会主义吗？能够责怪他不爱这个残酷迫害他的党和社会主义吗？我不知道那些权威人物在“文革”中爱那个在“四人帮”统治下已经变成害国害民的党吗？他自己在受到迫害时，是不是仍然虔诚地热爱这样的党？像刘少奇那样的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竟被残酷虐待、迫害惨死，我不相信在他去世前神智清醒的时刻，对自己参与创建起来的这个党变成这样残暴，他仍然能一如既往地热爱吗？诬害他的不是个别党员，而是党的最高领袖；“永远开除”他出党的不是那一个党组织、而是党的中央全会！我不相信，他会热爱这样的党！对党只许“热爱”，这就同封建独裁的君主和他的保皇党一样，只准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任何不满都不容许。
本来，人民对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主义，都有说它好或者说它不好的权利。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怎么能够对人民实行霸道、任意剥削人民的民主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