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尊重农民自主权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经济改革上，耀邦同志坚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以搞政治运动手段搞经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按经济规律搞经济。在我们党这个战略大转变中，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振兴我们农村经济方面起作用的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是由耀邦同志亲笔起草、组织讨论和修改定稿的。当时，虽是仍然坚持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但《决定》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多年来左的农村政策的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必须尊重农民的自愿原则和保障农民的自主权，这就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大改革开辟了道路。在他和万里、紫阳等同志的主持下，不仅没有用“搞资本主义”、“分田单干”等帽子来阻止这场改革，而是顺乎民心、合乎时势，一年一个“中央文件”，大胆修改和完善党的农业政策，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国家拿大头，集体得中头，农民得小头的大包干）顺利地席卷全国，保证了八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和农村经济管理上的民主权力。应当看到，农村这场大改革是八亿农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革“人民公社”体制的命，各方面的阻力也是十分顽强的。特别是那批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死抱教条不放的某些元老重臣和理论权威，对此抱着不同程度的恼怒和忿恨。
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发表很多讲话，好些都公开发表过了。这里我只选出一个在十二大期间他同几位新闻界同志的谈话，他特别注意询问我刚刚去安徽调查的情况。在这个讲话里，他很简单地回顾了一下三四年来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
下面是当时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
耀邦同志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下午（十二大期间）
地点：中南海勤政殿
参加人：胡绩伟、曾涛、秦川、廖盖隆、王若水
（耀邦同志先问胡绩伟同志调查的情况。胡绩伟同志谈到安徽滁县情况，说包产责任制受到很大压力，终于取得了不起的胜利。）
万里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他提出“这是一场原则问题的大争论”。我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最好现在不要这样提。这件事不要着急，不要像毛主席批“小脚女人”那样搞。左的东西搞了几十年了，有些人思想不容易通。这次转弯比过去好。三中全会开始还说不许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以后一步步放开。当然包产到户并不是分田单干，还是社会主义，因为主要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生产责任制去年秋天才全部铺开。一九七九、一九八Ｏ、一九八一，每年搞三分之一。玉泉山（注：指一九八一年玉泉山起草文件时）走回头路，取消了小组责任制。去年西红柿亩产八千斤，今年不到五千斤。我批了个条子给北京市委。可见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少数地方不通。
这次，是万里领头，周惠第一个坚决。然后是贵州、甘肃、云南、河南。这些我经常排队，但对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我没有批评。三年完成这次历史性的大革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大革命），虽然慢一点，但没有伤人。如果用另一种办法，就可能挑起一场党内争论。还是按照列宁的办法～示范。
（绩伟：这次和学大寨不同，是从下而上发展起来的。）
我对外国人谈话从来没有说过“大革命”。我在去年才想出了“方兴未艾”这个说法。今年上半年有个说法：闹灾荒，夏粮要减产，顶多是平产。后来作了调查，夏粮增产三十亿斤。这样我就把上面谈到的那段批语发下去了。但这时美国报上还登了说我们今年要进口一千九百万吨粮食的消息。这是没有的事。这使我不能不出来辟谣。我对外宾说，减除出口的以外，我从来进口没超过一千五百万吨。今年我闭着眼都可以说是大丰收。自从党中央秘书长、总书记以来，我每天都看电视新闻，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全国出现的新事物确实振奋人心。我相信，这次十二大一开，再经过十一月的人大，中央农业政策的正确，就可以使大家信服了。
当然，农业不是没有问题。当前，希望各级党委直到基层，由领导同志带领人民，千方百计地、更快地用劳动致富的办法，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任务。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大任务。在农村，千方百计，就是不要只是种粮食的一条计，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还有工，是工副业。这方面潜力大得很。
十几天以前，我坐直升飞机到内蒙的呼伦贝尔盟去看了一下。那个地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等于一个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也同新西兰差不多，新西兰是二十六万平方公里，它有一千万头牛，六千万头羊。呼盟的草原好极了，和新西兰那里差不多，当然他们有条件用飞机打药、施肥，而且新西兰气候比东北好，全年能长草。呼盟只有半年时间能长草。但是，呼伦贝尔平原加上一个松嫩平原（也是二十六万平方公里），也等于一个全年能长草的新西兰了。我对杨易辰同志说，你们闹什么荒，搞什么大型排灌？过去我们搞了多少大型排灌，花了上千亿，农业成本搞得那么高，可是有什么成熟经验？大水一来，照样淹掉，天大旱，照样叫水难，要浇，还要停掉工业用电，实在划不来。其实，种草发展畜牧业多好。他们准备投资一百亿搞排灌、开荒。我说，拿一百亿来发展畜牧业要好得多。是向你要五百多万吨粮食好？还是一百万吨奶粉好？当然是奶粉好。还可以省掉许多车皮运输，还能带动工业发展。这个问题他们想通了。如果我们搞二千万头奶牛，就能生产一百万吨奶粉。我们的地方大得很，潜力大得很，应当好好下去看一看嘛！有的同志，光看了一下呼盟草原的边缘，就说草原载畜量太大，负担过重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假如大大发展畜牧业，全国如果有五千万头奶牛，三亿头奶羊，就等于我们增产六千亿斤粮食，这比我们真正增产六千亿斤粮食合算得多。
毛主席五十年代就讲农林牧结合。后来他自己变了，“以粮食为纲”，搞了二十年，吃了很大亏，没有仔细总结经验，到现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没有转过来。
我这次报告中关于经济的最后那一段，我很注意，念得特别有精神。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事业，这是列宁讲的。我在十二大的整个报告重点就在这里。画龙点睛，就点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一点。
不过，农牧业结合这种思想，我也并不着急。我准备再用三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走农林牧结合”的道路。（绩伟：安徽滁县农民是开门五块钱，一家一户养百十只雏鸭鹅，每天早上起来就收几十个蛋，就是收五块钱，单只这一项，一家一年就收一千多元。以家庭为单位搞多种经营有很大的优越性。）我也准备在今年十二月到安徽去看一看。还有胶东半岛，说是那里每个劳动日六快钱。四季青每个劳动日二点六元倒是落后了。（绩伟：我认为不应当批评现在的以家庭为单位发展多种经营是落后的，而是要鼓励。从长远来说要搞专业化社会化，适当宣传一些专、联的好典型是很必要的，但现在，在宣传上不要急，稳一点好。因为农民认为你们宣传联合，走专联道路，宣传太多，太急，给人印象是大包干还是低级的，又要急急忙忙搞什么大联合、向高级过渡。）这个意见是对的。将来究竟搞多大是个问题，恐怕把几十户组织在一起是不好的。
（胡绩伟同志谈了滁县的情况）你们人民日报、新华社要经常派人下去。我说：千百次的感性知识，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理性知识。这几年，紫阳和我一有机会就往下跑。研究机关也要下去。在上面坐而论道的方法不行。工业部门老是在上面扯皮，就是不往下跑，在下面解决问题，现场定案，现场拍板。什么“研究研究”，就是拖，一拖就是一年几年。新疆在一个湖要建设一个纸厂（注：没有听清楚），争论了八年，还定不下来，打了个报告来，说还要让科学家再论证，一论证又得拖一年。结果让一个副部长带着几个科学家坐直升飞机去看了，不到一个月就解决问题了。一九三六年春过河东征，彭老总带侦察班去考察了一个星期，就解决了从那里过河的问题。这是《自述》这本书里讲了的。但这本书没有讲打太原的事，他到太原周围实地考察四天就解决了。上次我到西藏，虽然病了，只到了拉萨，但是也有很大好处。光在北京听汇报并行，到了拉萨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好处。
三中全会快四年了（再过三个月就是四整年），农业情况已经又很大变化。再过四年看吧！我们的整个经济情况也会大变的。我不相信只是保四争五。也许说粮食保四争五差不多。如果不是单说粮食，而是说农民收入，可能也要保九争十呢！当然口号不一定这样提。现在讲保四争五还可以。顺义县去年工农业增产百分之四十几，今年增产百分之七十几，两年翻一番多。为什么别的县就不可以？秦川你可以派人去核实一下，给中央书记处写个报告来。你们人民日报帮助北京市解剖一个麻雀。我每天看一大堆材料，看很多东西。北京郊区农业是不够好的，你们派人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