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对“两个凡是”及华国锋的是是非非
一九七五年春节。为了迎接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一下我们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示管辖人民日报的极左首领张春桥、姚文元停止对报社老干部的批斗，吸收一些人参加工作。报社的头头找我谈话，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要我参加编辑工作。我当然不愿意在极左分子的的严格管制下做什么编辑工作；这时，正好医生说我的肝炎比较严重，需要休养。于是我要求回到四川老家找中医治病。批准以后，我第一次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到了成都，住在老朋友冯诗云家里。冯在“文革”前是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的总编辑，他的双目已经失明，早就离休回到成都当老百姓。
在成都住了八个月，一方面专心治病，把身体搞好；一方面逃避那个乌烟瘴气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病情严重，由邓小平负责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以后，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宣传，企图逐渐纠正极左的那一套宣传路线。在胡乔木和吴冷西的推荐下，我返回北京，被调到政研室，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选》五卷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南海内紧靠怀仁堂西面和原来邓小平官邸的北面，我每天上下班由国务院车队派车接送。平常，轿车进中南海西门，直接送到办公室门口。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晨，车到西门，门口加了哨兵，不让我的车进去，经我出示工作证，只准我步行到办公室。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先到的同志告诉我：“四人帮抓起来了”！
“就在怀仁堂”。
“昨晚八九点钟”。
“江青是在她住的万字廊被捕的。”“昨晚上玉泉山中央政治局通宵开会”。
一肚子的闷气、怨气、怒气，憋了十年，才算出了一口气！好象在黑屋子里闷了十年，忽然一下打开窗户那样，感到心情舒畅。
也是这一天，人民日报进驻了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四人帮”忠实走卒～那位草包总编辑的大权，揭开了人民日报历史新的一页。
据说，报社好些同志要求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迟浩田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反映。这时，吴冷西同志也向华国锋推荐我回报社主持工作。而我，却不愿意回报社。我到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以后，觉得编书比编报工作好，一是风险不那么大；而是不那么辛苦紧张。加上一想到报社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整人花样，就心里发烦。
在十月底的一天，为这事，华国锋同志专门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劝我回报社。我不好直接说我不愿意回报社的原因是因为报社是危险的是非之地，只好搬出另外的理由，说我多年来都是做第二把手，辅佐第一把手，报社第一把手责任重大，里里外外工作繁重，自己深感能力太差，不能胜任。
他忽然用了一个激将法，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力差？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高明”？
我当然不服气，说：“当然比他高明”！
他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就这样，他肯定地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
我只好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