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典型

新年以后，到了一九八三年三月，胡乔木、邓力群等又以周扬和王若水为靶子掀起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批判。矛头对着《人民日报》和我，还有王若水，这成了我的新的罪状。因为这一时期我不在北京，对周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我没有直接参与，秦川成了我的替身。所以我对此事在这里不作多的叙述。

这事搞得很大，把周扬整得长期卧床不起以至成为植物人，撤了王若水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职，还千方百计想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分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是报社领导理论宣传的重要人物，胡乔木、邓力群等视之若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场大反“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政治运动，折腾了大半年。在这前后，左倾权威们对“ 人民性”的大批判也在紧锣密鼓中作着准备。计有华北六报协作会议、西北五报协作会议等等，都是由中宣部的某些领导同志批挂上阵的。在这一类的会上都曾明确宣布：一是乔木同志的指示，新的新闻工作会议的灵魂和精神是解决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二是在会上会下点名和不点名地透露：胡绩伟的错误观点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等于党性”、“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报纸必须首先听人民的话”、“把人民神化”、“党会犯错误，人民不会犯错误”，等等。三是定下了大批判的主调。

一九八三年十月，在我满六十六岁时，我第二次向中央提出请求批准我辞去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第一次是满六十五岁时）。这当然一方面是拥护中央关于满六十五岁退职的号召；一方面也是感到已经被内定为大批判的对象，还是自觉退出为好。

果然，很快就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向全国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大批判材料，我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界的典型。所谓我的错误观点，如“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等等成为大批判的靶子。在印发这个材料的编者按中，肯定我这些错误观点是“非党性的倾向”，“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思想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种材料像“文化大革命”中编发大批判材料那样，在摘引我的主要观点时，不是从我正式送审的稿子（第三稿）内摘引，而是从我的第二稿中摘引的；我的观点明明已经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可是偏偏还要摘引和批判我第二稿中“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老观点。至于摘引其他观点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生编硬凑、无限上纲的手法都用上了。

用这种错误的手法，编发一些错误的材料，把我当成“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来“清除 ”，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乔木同志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受书记处委托召开的会上正式宣布我的错误，他是这样说的：“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在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播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就在这个会上，我正式声明：

第一，我的观点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不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乔木同志批评我的“基本命题”就搞错了，中宣部和正研室编发的材料更搞错了。

第二，我提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的观点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写的那篇文章，在这之前我只是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和“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因而在这之前，我不可能到处去大力宣传这个观点。

第三，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文章，只是送给乔木同志一个人审查的稿子，乔木同志说我的 “基本命题”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还提出以后不再用“人民性”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我违心地接受他的意见，把文章进行了大改，把所有阐明人民性的地方都改了。尽管如此，乔木同志还是不同意在内部印发我这篇文章。那么，怎么能说我这个“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错误“已经散播到全国…　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影响，影响很大”呢？

在我正式声明以后，会后，乔木同志去查对了他手中的我的文章的第二稿和第三稿，他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查对过我的二三稿，是他的疏忽，是搞错了。因而在那个会后的第三天，他到人民日报社来正式宣布我的错误前，向我说了两句报歉的话，会上宣布时，就没有再提我提出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错误。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本来认为我的最主要的错误～我的“基本命题”，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