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没有发言的发言稿～为一九八一年八月思想工作会议准备的稿子

这个讲话稿子之所以一再要讲又始终没有讲，根本原因还是我在政治上软弱。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胡乔木等人对我和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很不满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多方说我的坏话和挑人民日报的错（这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来写）。

有的好心同志劝我不要锋芒毕露，希望我要善于隐晦一些。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用这种隐晦的办法来缓和同胡乔木等人的关系是错误的，这样反增加了他们整我的决心和勇气。现在看来，这篇讲话很是重要，当时没有讲是一大失策。

下面是这个讲话稿的原文。

这次中央全会，要通过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公布的决议，宜粗不宜细。这次讨论的决议稿，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合乎实际的估计；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方，这是必要的，我完全赞成。这次全会还要讨论通过中央的人事安排。这几年实际工作的经验证明，现在中央提出的人事安排方案是恰当的，我相信在新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自从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很大的成绩。这都是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才取得的。特别是在经济战线上，陈云同志指出：过去经济工作中主体性的错误是左的错误。全党上下思想逐渐取得一致，紧紧抓住这一条，农业上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工业上也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可以说比较有信心、有把握了。其他各条战线，虽然也都取得不少成绩，但终不及经济战线那么显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以为还是由于对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在党内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因而在工作中会出现一些曲折摇摆，所以，还有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必要。

我想简单谈一谈关于党领导意识形态、领导思想战线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十分关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他亲自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取得辉煌的成绩。建国以后，他发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从当时情况说，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绩的。但有些思想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如对胡风的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上，也有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个问题，不只是在中国存在，在苏联也存在。苏共在领导科学、哲学和文艺的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粗暴干涉的左的错误。斯大林问题出来以后，毛泽东同志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方针作了详尽的解释，他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他又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甚至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害怕批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并没有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条。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这样提呢？我们的体会是：这是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占少数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上的敌我问题，反马克思主义就不一定是敌我问题。百家争鸣，就包括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争鸣。这种争鸣不是不利而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至于双方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谁是真马克思主义，就更需要通过自由辩论来解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应该属于我们必须坚持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党一贯坚持这个方针，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兴旺发达，就可以避免许多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