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在编辑整理五卷时，有些虽是很小的改动，却发生很大的差别。比如，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应该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方法，微风细雨的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可是，在改成文章发表时，却偏偏改为这样：“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这里不仅把毛主席讲的大民主不对付资本主义改为反面：对付资本主义。而且我们从来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打倒三座大山，这里却改为打倒四座大山了；我们党之所以只提打倒资本主义中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一部分，就是为了避免提打倒整个资本主义。

还有一处也是改得很不好的，就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弄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可是在改成文章时，又偏偏把这段改为：“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这就把“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话也改掉了。这样，就为武装镇压人民留了一个口实。

像胡乔木这样的同志，这种经过修改后的对付资本主义和对待人民闹事的错误态度，从那时起就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上埋下了祸根。

以上摘引的被删改了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来说，的确是很好的话，反映了当时毛的思想的光辉的一面。设想一下，如果从那时起，我们党在实践上就真正坚持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可能就比较难于发生什么“反右派”、“反右倾”，特别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至比较难于出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次大反覆，当然就更难于发生“六四 ”以镇压学生为标志的大逆转。

上面我提到胡乔木揭发邓小平的“十四条”，我只说了第三和第四条，其他的也不能忽视。比如第五条，他揭发邓小平同志对于不执行双百方针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第十一条揭发邓在主席否认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后，还要乔木编辑一份马恩论科技是生产力的材料来送给主席。乔木认为“这是公然对抗主席的狂妄行为”。第十二条揭发邓认为我党搞了多年教育革命却没有总结过一次，乔木批评邓否定主席肯定的什么“朝农经验”，揭发邓说“朝农经验还不对社来设去？”第八条揭发邓攻击“‘文革’这些年把党的作风‘搞坏了 ’”，提出要恢复在延安整风以后的作风。第六条揭发邓指示乔木筹办一个刊物，说邓要“ 办一个可以宣传他的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他的目的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夺思想阵地”。在第二条和第十三条中，乔木揭发说他都向邓提议要多重用“革命造反派”，揭发邓对此都没有采纳。我以为仅这几条揭发内容，也可以看出乔木当时是从文化、科学、教育、党风、思想路线和干部政策等等方面都是肯定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不只是笔墨写下来的，有的宝贵的史料还是刀削斧砍出来的。时隔十几年，联系这些年来的邪风淫雨以至腥风血雨，重新抄下这些刀削斧砍下来的章节词句，真令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毛泽东这位政治秘书竟然这样狂妄自大，这样胆大妄为，这样彰明昭著地暴露他的左倾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喜的是它为历史留下了十分可贵的铁证，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些年来，那股左倾势力借尸还魂的路标和足迹。

应该看到，毛泽东既有伟大的思想，也有很错误的思想。在反右派之前，他的正确思想是主要的，而在这之后，他的错误思想越来越占主要位置。因而编辑毛泽东文集的原则应该强调忠实于原文。据乔木自己说，毛泽东曾经批评他“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可见，在编辑《毛选》五卷时，他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