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很快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二十多年，我们党在领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中的错误，就全局和整体来看，也是左的错误，将思想问题都上纲为政治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越来越左吗？！

在这方面“左”的表现，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首先，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将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把几十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因为对党对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就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确是扩大化的错误。而且造成了以后只要对党的工作、党的干部甚至到基层的支部书记提点批评意见就可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劣作风。理论、文艺中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被随便上纲。比如，因为杨献珍同志提了一句“合二而一”，与毛泽东同志提的“一分为二”不同，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三反分子”。

一九六一年，周恩来、陈毅等同志主持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可是，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还为此提出了一个理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要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就从意识形态方面抓根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听信了康生的谗言，说：“利用小书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诬指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将它和高岗、彭德怀事件联系起来，将习仲勋等西北领导同志整下去。一九六五年，又因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毛泽东同志说：“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让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就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干部几乎统统打倒。几乎每次政治上的斗争都要拿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作导火线，这也确实是我们的一大发明。一九六四年批李秀成的叛徒问题，为以后打倒一大批所谓“叛徒”作准备。一九七四年以“儒法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整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五年又以“评论《水浒传》”、批判“三项指示为纲”，重新打倒邓小平同志。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在许多人头脑中已经造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看见意识形态方面有点风吹草动，就怀疑是不是政治上出现重大问题。不但国内许多人有这种想法，国外许多人也以此来猜测我们的政治局势，最近还有人以此断言我们的“政局不稳”。这种情况是世界上其他各国少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从这里面总结一点经验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