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是把反左为主扭转为反右为主

原来人民日报这一段时间集中批左，李洪林的文章也是肃清左毒的，这都惹得他们火冒三丈。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三中全会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反右为主。到一九八三年，他们发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批判李洪林时，他们就明目张胆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了。

在批判李洪林同志的时候，他们引用了邓小平同志重提四项基本原则时的一句话，进行了歪曲篡改，这就恰恰暴露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之所以大叫“四个坚持”，正是为了继续坚持毛泽东“左”倾路线那一套。李的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当前，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防止从右面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尤其是要反对从‘左’面来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中央书记处政治研究室《情况通报》第三二五期却说：李这篇文章是“针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的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当前要‘着重对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的方针”而写的。

这是对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公然歪曲和篡改。邓小平在反左为主的问题上虽然是动摇的，但他还不能公然放弃以反左为主，他当时讲话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关于林彪、‘四人帮’ 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显然，小平同志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什么着重反右的方针。他们把邓讲话原文中继续批左的部分删去，然后又把“ 现在我想”四个字删去，换上小平同志没有讲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当前要”的字样，中间摘引了小平同志的半句话（就是“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后面又加上小平同志没有说过的“方针”，于是，小平同志这句话就被有意篡改为“着重反右的方针”了。

这完全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也不符合三中全会的方针。请大家看看小平同志讲这一段话的原文（见《三中全会以来》第八十八页），小平同志在开头说明中央决定有很大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据，一方面是“党内这个总方针”只是根据几个月来的新情况，认为在继续反“左”时，也应注意反右，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第一次提出批右的问题。小平同志的全篇讲话的要求，是在继续批左的同时，大力批右，根本没有改变三中全会以后着重批左的方针。

对小平同志讲话这样公然歪曲篡改，恰恰暴露了他们急于想把三中全会反左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反右为主的方针。

应该认识，对重大问题甚至路线方针问题存在不同意见，那怕是截然相反的意见，都是正常的。对待这种正常分歧必须采取正确态度，只能是让它们在不同场合得到充分的发表，开展讨论，进行争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口服心服。争论的结果，或者一方胜于他方，或者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或者保留自己意见继续进行讨论。如果需要作出决议，应当采取“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列宁原则，经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通过决议，在行动上服从多数，同时尊重少数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言论自由，平等讨论，以利服人，民主决定，虚心求同，宽怀容异。

可惜，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思想并不是一贯这样，经常处决摇摆偏倒的状态，在若干重要时期，甚至采取完全相反的方针。从最高领袖起，越来越严重地实行家长制、一言堂，唯我独尊，胸襟狭窄，容不得不同意见，动辄就把不同意见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来加以批判、打击和扼杀。特别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所谓反倾向的政治运动，把几位威望较高的好同志当成重点人物，罗织几条不同意见作为反动言论，开展全国性的大批判，甚至把一般分歧也上纲为原则分歧，把一般同志也诛连在一起，，打击大大片。他们死抱着“阶级斗争为纲” ，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满天飞十年之后，又炮制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帽子，换汤不换药地作为打倒不同意见、推行专制独裁的法宝。这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把很多具有独立见解的优秀人才当成党的异己分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来加以清除，而且在社会上更是经常制造“红色恐惧”，使得好些人要么违心地顺应潮流，要么谨小慎微，少说为佳。特别是对领袖的话，更是不敢说一个不字。我们的国家，就这样不幸地不几年就出现一次一言堂、一边倒、舆论一律、高度统一的严重局面，也就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专制局面。

这种想把中央反左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反右为主的方针，是“文革”中那种极左思潮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成为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埋藏下来的新的祸根。在“ 四个坚持”提出时，胡乔木、邓力群等几位左倾权威就把思想理论界某些好同志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断言这些同志已经同党“分道扬镳”。他们自己是正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那些同志划入另册，阵线是划分得很清楚的。从那时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是林彪、“ 四人帮”阴魂不散的表现。早在粉碎“四人帮”初期，胡耀邦同志就说过：“‘四人帮’的势力要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可惜，广大善良的人们和书生气很重的理论界人士，对这种“借尸还魂”的新斗争认识不足。一是因为一些同志自己也没有真正摆脱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二是没有像某些政治和理论水平高的同志那样，一就就看出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三是对某些权威人士的政治品质认识不够，在组织措施上心慈手软，一让再让，事实上是起了怂容包庇、伏下后患的作用。而我，当时的觉悟还是很低的，只是在以后斗争中才逐渐清醒过来的。

到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六中全会的时候，中央决定全面总结“文革”前十七年、特别是“ 文革”十年的经验教训。开初，中央的方针是“成绩讲够、错误讲透”，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大家很乐观，抱着很大希望，认为这是认真总结过去，大胆开创未来的大好转机。因而，在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四千人会议中，与会同志在各个小组会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摆出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比较尖锐地批评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大决策。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上和理论上探讨的空气，是我们党得以新生、大有希望的表现。很可惜，一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却相当反感，他们以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伟大思想为由，把毛的很多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晚期错误保护起来，没有开展比较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反而把那些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同志认为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领导层的反映。

老实说，暴露这种严重分歧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在对待这种分歧所采取的原则态度和基本方法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分歧，只能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中，在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下，经过平等的自由讨论才能解决。相反，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用各种限制、压制、打击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这就不仅不能解决那些原则分歧，更可怕的是把我们党推入恶性循环的死胡同：错误～压制不同意见～更错误～更压制～更错误以至逐渐走向不可救药的悬崖绝境。

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埋下新的祸根就在这里！悲愤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