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下）

在我看来，对雅典民主制的最佳辩护来自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二年，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做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对雅典民主制进行了最富激情的辩护和赞颂。我实在是太喜爱这段话了，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引述一遍：

我们的政体名副其实为民主政体，因为统治权属于大多数人而非属于少数人。在私人争端中，我们的法律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然而个人的优秀德性，并不因此遭到抹杀。当一个公民的某项才能特别杰出，他将被优先考虑担任公职。这并非特权，而是美德的报酬。贫穷亦不构成阻碍，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卑微，总能奉献其一己之力于国家。雅典的公民并不因私人事业而忽视公共事业，因为连我们的商人对政治都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只有我们雅典人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为无用之人，虽然他们并非有害。在雅典，政策虽然由少数人制定，但是我们全体人民乃是最终的裁定者。我们认为讨论并不会阻碍行动与效率，而是欠缺知识才会，而知识只能藉行动前的讨论才能获得。当别人因无知而勇猛，因反省而踯躅不前，我们却因决策前的深思熟虑而行动果敢。

应该怎么评价伯里克利的这段话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段话肯定是对雅典民主制的溢美之词，它更像是伯里克利心目中雅典民主制的理想状态而不是真实情况。

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段话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它向我们传达出雅典民主制最鼎盛时期的一些特征，在这个时期，雅典民主制实现了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所说的“绝妙的平衡”，在这个制度里，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卓越个体的脱颖而出，私人事业与公共事务，少数人制定政策与全体公民作为最终的裁定者，深思熟虑与行动果敢，这些看似对立的双方都达到了绝妙的平衡。说到“平衡”二字，我请读者再次回想一下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箴言：“凡事勿过度！”但是，正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这种绝妙的平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直接的原因是伯里克利在做完这个演讲之后一年就因为感染瘟疫而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多为讨好民众的民意煽动者；间接的原因同时在我看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僭主，而民主制放大了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绝妙的平衡”很快就失去了。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黄金时代的终结

如果说伯里克利的去世象征着雅典衰败的开端，那么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则意味着雅典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威尔·杜兰特说，从这一刻起，雅典人的躯体和灵魂都开始衰竭。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错误，这样做等于是用一把火烧毁了雅典人最好的智力训练场和脑力体操馆。于是他们处死了主控者美勒图，放逐了其他两个起诉人，并且雕了一座苏格拉底的铜像放在雅典城内，加以纪念。

苏格拉底之死对于柏拉图的影响是巨大的，柏拉图从此对民主制彻底失望，这让他最终写出了《理想国》，在那里面哲学王统治着所有人。柏拉图还在雅典城东北角建立起了著名的学园（academy），与苏格拉底流连忘返的公共广场不同，柏拉图的学园是封闭的，面对的都是年轻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公民广场上公民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而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灌输。有学者（康福德）认为，在柏拉图这里，苏格拉底的“自治（self-rule）理想”彻底被外部的权威所取代。由于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自觉和自治的能力，必须要让有智慧的人去统治无智慧的人。

毋庸讳言，苏格拉底之死是雅典民主制最大的历史污点，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此来攻击民主制。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在雅典法庭上苏格拉底面对的不是501人的陪审团，而是三十僭主，他会遭受到不同的惩罚吗？我认为不会。我的意思是，哲人与城邦的紧张关系将永远地持续下去，除非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哲人成为了王，或者王通过偶然的机会，学习哲学成为了哲学家。

雅典民主制曾经可以胸怀坦荡地面对各种异端思想，他们驱逐过普罗塔戈拉，但从未处死过任何一个异见人士，苏格拉底是唯一的例外。作为土生土长的雅典本邦人，苏格拉底一直活到了古稀之年，他一生都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充分享受到了民主制的优点——自由——带来的乐趣与美好。正像当代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所承认的那样，在民主制中，所有类型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发展，尤其是最优秀的那一类人。其中当然也包括被雅典民主制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死时已经70岁，换言之，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已经拜自由所赐，成就了卓越的一生。

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源自“一次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然的恐慌”，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由于雅典民主制的三次政治地震，在危机时刻人心惶惶，难免会慌不择路地开始寻找“替罪羊”，这样的做法当然愚蠢透顶，可是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考虑到苏格拉底是雅典唯一因为持不同意见丧生的人。另外有三个人被驱逐出境。总共就这么几个，而哪怕是看一看最近五百年来在欧洲有多少人被残酷虐待、被杀害，我们就知道雅典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了”。

民主制是所有坏中最不坏的政体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民主制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毋庸讳言的是，至少对于雅典城邦最著名的三位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民主制是个坏东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根据“统治者的人数多少”以及“统治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来区分六类政体，它们分别是：

1.一个人统治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君主制；

2.一个人统治并且为了私人的利益，这是僭主制；

3.少数人统治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贵族制；

4.少数人统治并且为了私人的利益，这是寡头制；

5.多数人统治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共和制；

6.多数人统治并且为了私人的利益，这是民主制。

以上六种政体中，1、3、5是好政体，而2、4、6分别对应的是好政体的堕落形式，也就是坏政体。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因为最好的反面就是最坏，所以僭主制是最坏的政体；按照这个逻辑，好中最不好的政体是共和制，那么它的反面——民主制就是坏中最不坏的政体。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好政体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呢？毫无疑问就是坏中最不坏的那个政体——民主制。

由于苏格拉底之死，由于柏拉图以及众多哲人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民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背负着骂名，被世人视为一个坏东西。民主制之所以这么不招人待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一直不死心，一直想要追求至善的政体，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直到各种实验都以惨败告终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民主虽然是个坏东西，但它却是坏中最不坏的那个东西。1947年11月11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众议院中说：除了所有那些一再尝试过的其他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这句话说得非常拗口，其实，丘吉尔的意思就是，民主制是坏中最不坏的制度。

有个广告词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用在政治领域，我想说的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在选择政体形式的时候，我们应该秉持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而不是“两善相权取其优”的原则。如果你理解了上面的这些道理，就会明白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优点之一就是坦诚面对“人性是不完善的”这样一个事实。也正因此，有人说：“你无法通过杀死民主的辩护者来杀死民主，但是你可以通过坚持至善，坚持反对一切人性的和有瑕疵的东西来杀死民主。”

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

我曾在第14讲的结尾处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然后我接着苏格拉底往下说：“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也许有读者会问：“何谓过度考察的‘度’？如何把握？比如在一个荒诞的时代，一个普通人如何考察才不过度？”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暂时的答复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数学意义上的度可供参考。”这个回答当然依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一个荒诞的年代，哪怕是正常的考察，恐怕都难以让生活继续下去。

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的观点是，哲学不提供具体人生的具体建议，如果你想要找这些具体的建议，可以去看家用电器的使用说明书，可以去读机场书店里售卖的成功学著作，或者去看媒体提供的各种心灵鸡汤。哲学可以帮助你澄清问题，厘清观念，但却无法帮助你提升勇气，让你果敢行动。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我们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事实上，苏格拉底说了那么多话，最终还是他的做、他的实践，成就了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形象。

“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这是苏格拉底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逼迫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关照自己的灵魂，与此同时，也逼迫我们直面政治制度本身，关注我们的政治生活。因为，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以何种方式展开自己的一生。陈嘉映先生不久前出了一本书叫作《何为良好生活》，我曾经开玩笑地跟他说，如果想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读我那本《正义的可能》，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正义是不可能的，那么良好生活也就是不可能的。

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正义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正是接下来柏拉图篇所要处理的问题。

《雅典学园》，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Raphael，1483-1520）于1509-1511年间在梵蒂冈创作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