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8 好人一生平安？——康德道德哲学（下）
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1990年，一部名为《渴望》的大型室内情景剧，红遍了大江南北。据说当时公安部甚至专门表彰了整个剧组，因为在播出期间，全国的犯罪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当然，到底是因为犯罪分子也在追看《渴望》，所以缺少作案时间，还是因为犯罪分子被剧情感动，决定金盆洗手重新做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时隔多年，我早已忘了《渴望》的具体情节，唯一的印象就是做好人太悲摧了，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把所有该倒的霉全都经历了一遍。也正因为这样，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无比善良美好的希望，它给每一个好人带去安慰。当然，这个善良的希望，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现世生活中，往往是好人没好报，用康德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德福不一致。
如果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我就拥有了“德性”，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希望什么”呢？从凡人的角度出发，当然是希望拥有“幸福”。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却承认，在德性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有德之人并不会因此得到幸福，反过来，幸福的人也不因此就一定有德。
这真是一件让人烦恼的事情。虽然康德主张义务论，把德性放在幸福之上，但是如果一个道德理论竟然无法调和德性与幸福，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不完备的，对于现实中的普罗大众也缺乏吸引力。
德性与幸福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调用一下以前学过的知识，在讲到晚期希腊哲学时，我们介绍了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跟着感觉走，试图在快乐中寻找幸福，并且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而斯多亚学派跟着理性走，试图通过智慧去寻找幸福，并且认为有德性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伊壁鸠鲁学派用幸福去统摄德性，斯多亚学派用德性去吸纳幸福，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实现了德福一致。
我现在想来考考你们，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出发，伊壁鸠鲁学派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答案是他们把幸福原则当成了至上的原则。不过你要注意的是，康德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幸福问题的。我曾经介绍过康德的生平，他在40岁之前是柯尼斯堡的社交达人，吃喝玩乐无所不精，为了多挣薪水，康德开设过很多的课程。有一回他的一个学生答应某日上午来缴纳课酬，可是迟迟未到，康德一边说自己不急着要这笔钱，一边又每隔15分钟就唠叨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还没有来。过了几天，这个年轻人终于来了，康德当然非常生气和失望。后来，这个年轻人请求康德担任口试中的考官，康德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你可能不守信用。在辩论时缺席，会把一切搞砸的。”所以你看，康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他跟普通人一样重视身体的灵巧、健康和财富，这些都是“幸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甚至认为，关照自己的幸福也可以是一种义务，因为从积极的角度说，“幸福包含着实现自己义务的手段”，从消极的角度说，“因为幸福的缺乏（如贫穷）包含着践踏义务的诱惑”。康德的这些观点就是一些常识，甚至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作为一个义务论者，康德的底线是绝不可把单单促进自己的幸福作为义务本身，更不可将幸福原则作为一切义务的基础，伊壁鸠鲁学派的错误正在于此。
那么斯多亚学派又犯了什么错误呢？康德认为，斯多亚学派把德性作为至善的条件，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竟然认为凡人可以在今生今世实现德性本身，臻于至善，这就高估了人类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路，康德的意思是说，人们在道德上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不仅是理性的动物，同时还是感官的动物，所以只要还生活在感官世界里，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至善。这有点像是在说，吾生也有涯，而追求德性的道路也无涯。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康德回答说，我们需要把“灵魂不朽”作为一个“公设”。所谓公设的意思是，它在理论上是未经证明的，但在实践上又必须把它假定为前提。为什么要把灵魂不朽假定为前提？因为人只有在无限发展的进步中，才有可能达到与德性法则相一致的境界，也就是臻于至善。
康德对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批评。你一定还记得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康德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德性和幸福的关系看成分析的关系。斯多亚学派认为德性生活蕴含了幸福生活，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幸福生活蕴含了德性生活，所以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却是一致的，都认为德性与幸福是分析的关系。康德认为德性与幸福是综合的关系，也就是说，努力变得有德性的行为，与努力去谋求幸福的行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康德的这个说法显然更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接受德福不一致这个结论呢？
上帝的回归：人类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宿命
这时康德又祭出了“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大杀器，他认为虽然德性和幸福的关系是综合的，但也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德福一致”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
这个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首先要由“灵魂不朽”这个道德公设加以保证。但是光有灵魂不朽还不够，因为万一到了来世，你还是没有好报，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还得再多加一个“上帝存在”的道德公设。叶秀山先生指出：只有在宗教的思路中，“德性”和“幸福”才真正有了“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能够按照他的“德性”，分配到他应享有的“幸福”，同时也能从他享有的“幸福”，推想出他的“德性”来。而且，此种“分配”和“推想”，都可以精确到不差分毫。在这里，宗教——“神”，不仅是个评判者、判断者，而且是个“分配者”。所以叶秀山先生说：“宗教并非完全盲目产生，而是有一种理性的根据。”
说到这里，你一定已经发现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上帝逐出了人类理性的认知领域，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个从前门被赶出去的上帝，又从后门偷偷溜了进来。德国诗人海涅对此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
康德在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扮演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大力士，一下子把上帝给杀死了。从此，在自然界里面再也没有上帝不死，灵魂不朽了。你们以为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绝对不是。在一场悲剧之后是需要一场喜剧的。康德在这样做的时候，转过身他突然发现，老兰珀满脸不安的泪水。
老兰珀就是不管阴天还是下雨，只要康德出门散步，就忠心耿耿跟随左右的那个老仆人。海涅说，康德一看到老兰珀的泪水，就忍不住想：“善良的老兰珀是需要一个上帝的。”于是他又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让上帝复活了。
对于沉浸在宗教传统中的西方人来说，上帝存在就像是整个道德世界乃至于人类世界的压舱石和定心丸，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作为现代人，听到“一切皆有可能”总觉得是个好事儿，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可能性”就是“好东西”，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不仅包含了所有好的东西，也包含了所有不好的东西，比如道德的崩溃、秩序的瓦解和人心的溃败。
有人曾经不无嘲讽地指出：“每一次哲学上的反叛都试图成为‘无预设’的，但没有一次成功。”我认为康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康德虽然赋予人类理性以前所未有的尊严和荣耀，但是当他的哲学推到极致处，当他发现人类理性束手无策时，仍然要紧急召唤上帝来救急。也许这是人类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宿命，我们永远都无法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挺立在宇宙之间。
海涅甚至认为，康德让上帝复活，也不仅仅是为了老兰珀的缘故。海涅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的朋友打碎了格兰登堡一条大街上所有的路灯，然后在黑暗中发表了一通关于路灯的必要性的讲演。他说：他之所以在理论上砸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证明在实践中，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将会是多么的不方便。”海涅的言外之意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杀死上帝，恰恰是为了向我们证明，在道德实践和生活世界中，如果没有上帝，人类的生活将会举步维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实践理性的两个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意志自由”的公设。有一本畅销书叫《未来简史》，作者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分析介绍完当代脑神经科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后，赫拉利非常沮丧地指出：“我们越理解大脑，心灵反而越显得多余。”因为“科学家并不知道，大脑中电子信号的集合究竟是怎么创造出主观体验的”。赫拉利说：“虽然灵魂是个很有趣且让人轻松的说法，我也很乐意相信，但我就是无法直接证明它的真实性。”赫拉利不无疑惑地反问：“或许，‘心灵’的概念也会像灵魂、神和以太一样，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毕竟，没有人曾经用显微镜看到过所谓痛苦和爱情的体验……”
如果康德读到这些话，他一定会说：没错，灵魂、上帝、自由意志，这些东西就是发现不了啊，我早就告诉你们，它们是超验领域中的存在，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类理性的认识功能无法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在道德实践领域，我们却必须要假设它们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善恶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灵魂不朽，人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至善，如果没有上帝存在，德性与幸福将无法确保一致。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答案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宗教和神学的让步，但是我要再次强调刚才谈到的那个观点——这或许正是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必然宿命！既然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那就意味着存在理性够不着的地方，否则，人类就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
康德哲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二元论：现象与物自身，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自由与必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最早源自笛卡尔，但是我认为康德与笛卡尔的区别在于，笛卡尔是因为无可奈何才接受二元论，而康德则是自觉主动地接受了二元论。他是自己主动跳进这个大坑的，而不是一不小心跌进去的，并且在这个绝境中，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实现了“知性为自然立法”，以及“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壮举，令人惊异地确立起了人的尊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成就。
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结束康德哲学的环节了，最后我想用康德的两句话来做总结。
第一句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审判。”
第二句是：“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头顶之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我认为，这里的“敬畏”是在告诫我们时时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有限性”，而这里的“赞叹”则不仅是对宇宙之浩瀚无垠和道德法则之神圣庄严的咏叹，同时也是对虽然有限但依旧能够运用理性并且善用理性的人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