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 个人行走在信心的荒凉地带：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选择去死的提线木偶
在开始这一讲之前，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测验，在“约束”、“限制”、“障碍”、“选择”这四个词中，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个词？
我在人大课堂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90%以上的同学选择了“选择”这个词，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意料。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历史就是开始于一项选择行为——亚当和夏娃原本在伊甸园里很傻很天真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他们受到蛇的诱惑，选择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实，从此一切就都改变了。
这个事件意味着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有自由意志，才会有随之而来的道德责任和人生的意义，如果一切都是被决定好了的，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
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过一个木偶戏，我把它称为“提线木偶自杀事件”，这是一个法国节目，很短，大约只有六分钟。一个木偶从睡梦中醒来，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蹦蹦跳跳地四处溜达，左右观望，内心充满了喜悦，可是激动过后，他猛然发现自己的手上连着线，脚上连着线，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连着线。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于是他沿着线的方向抬头看，看到了那个正在操纵他的演员，木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地测试自己的手脚是否真的是自己的。他开始变得沮丧、焦虑甚至狂躁，因为他发现自己一举一动其实都是被决定的，所有的好奇和雀跃都离他远去，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失去了色彩。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选择剪断那些线。当他剪去头上的那根线，完成自杀的时候，整个课堂都陷入短暂的沉默中，我能体会出学生们内心所受到的冲击。
不过，就这个短片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提线木偶竟然能够决定去死。如果他能够决定去死，那就意味着他还是自由的，除非，这个去死的决定本身也是被决定的。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由的，又在什么意义上是被决定的？这是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西方电影中有大量反映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作品，比如《罗拉快跑》、《少数派报告》，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要给自由意志下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就是“我们的选择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另外一个定义稍微复杂一些：“一个人既可能在下一时刻实施某一特定行动，而她不实施这个行动也是可能的（不仅是逻辑可能性），她才具有自由意志。”我们经常在生活中这样感慨：要是当年我选择A而不是B，那该多好啊！当你这么感慨的时候，其实已经预设了你在那一刻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你也必须为你的选择负责。
决定论的意思是：“世界的未来是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模式中被确定下来的。”从神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区分为预定论（preordination）和预知论（foreknowledge），预定论指的是“上帝的判决足以决定任何事”，预知论指的是“上帝知道一切，包括未来将发生的一切”。
以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为例，如果上帝不仅预知甚至预定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亚当和夏娃就不应该为此负责。因此，最合理的假设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一切并不都是被决定的，人类仍旧有选择的可能。
赎罪券与马丁·路德的宣战
在做完上述这些铺垫工作之后，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过年时亲朋好友们忙着互相道贺，有说身体健康的，有说恭喜发财的，也有说阖家幸福、事业有成的，总之，全都是一些世俗生活的目标。可是，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些事情不可谓不重要，但远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根本问题是死后能否得救的问题！按照中世纪的一般观念，人死之后除了上天堂和下地狱，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暂时待在炼狱里，等候下一步的发落。这应该是最让信徒忐忑不安的事情了。如果你无法理解这种心情，请回想一下高考结束后等待发榜的那些日子，再把那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乘以100倍。
怎么办？好消息来了，现在教会可以通过售卖赎罪券，让这些待在炼狱里的人得救。赎罪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当时的教皇宣布，所有参军的人都可以减免罪罚，并向他们发放赎罪券。到了16世纪初，教皇利奥十世为了筹建圣彼得大教堂，更是开始大肆售卖赎罪券。初看起来，这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双赢策略，教会有了钱，人民得了救，但是对于德国人马丁·路德来说，却是一件亵渎《圣经》的事情，是一件违背基本教义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贴出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向天主教会宣战。马丁·路德追问道：“教皇应该、能够、可以批准赎罪券吗？他可以批准活着的、甚至死去的人部分的或是全部地免于上帝可能施加的暂时惩罚吗？这不仅是神学的、也是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要注意的是，路德不仅在批评教会的腐化堕落，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教会和教皇僭越了上帝的权能，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背叛，赎罪券就是最明显的证据，因为它意味着教皇可以取代上帝，对世人做出是否得救的判决。
伊拉斯谟 vs.马丁·路德——自由意志 vs.决定论
伊拉斯谟虽然也对天主教会心怀不满，但他主张和风细雨的内部改革，而不是狂飙突进的革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始终保持沉默。茨威格这样描述伊拉斯谟的选择：
他既不拥护天主教，也不支持宗教改革，因为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承担义务：对新教有义务，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就一直要求细心研读《圣经》，并竭尽全力让大多数人都能读到福音书；对天主教有义务，是因为他觉得只剩下天主教这个能实现精神统一的形式，还挺立在这个濒临崩溃的世界之中。他往右，看到的是夸张；往左，看到的是狂热。……他单枪匹马，企图促使水火相容，企图调和一种狂热派和另一种狂热派之间的对立，结果却是白费心机，因为这种妥协是无法实现的。
不过最终伊拉斯谟还是卷入了这场争论中。1524年，伊拉斯谟发表《论自由意志》，温和地反驳了马丁·路德的决定论，他说：上帝决定大部分的事物，但也给凡人留下几分自由，打个比方，“上帝的确保存了这艘船，但是水手驾驶着它进入港湾”。
马丁路德非常热烈地回应了这个挑战，他首先赞美伊拉斯谟的问题意识：
与所有其他人形成对比的是，唯有你一人攻击的是真实的目标，也就是说，问题的实质。……教皇权职，涤罪炼狱，特赦豁免……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想让人动肝火的话题都是关于这些东西；你，唯有你一人，看到了一切开合的枢纽，针对着问题的关键。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但是路德非常坚定地重申了自己的决定论立场：
首先，他认为上帝自身的意志是“不变的，永恒的和无误的”；其次，他认为，“如果你重视并追随人类的理性判断，你就被迫承认这个世界或者不存在上帝，或者上帝是不公正的”。所以结论就是，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人类的命运是被上帝预知并且预定的。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假如人类没有自由意志，那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既然上帝早就预定好了谁可以得救，谁无法得救，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因为反正结果都一样。这是典型的无神论者的想法，对于信徒来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得救与否乃是人生在世最首要的问题。马丁·路德彻底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上帝意志的不可琢磨，这个做法反而在信徒的心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到底谁才是上帝的选民？谁能够获得永生的至福？这个悬念如影随形，蚀骨入髓，让每一个虔诚的信徒都行走在信心的荒凉地带。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虽然明知自己的言行无法改变上帝的意志，但仍旧会忍不住在各种蛛丝马迹中去揣摩上帝的意志，寻找得救的迹象。如果你很难理解这种心情，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很要好的朋友，每天晚上10点钟晚自习结束之后就来找我，拉着我到北大小南门外的小酒馆去喝酒，一喝喝到凌晨3点，这样子周而复始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他找我干什么事呢？他只干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倾诉他所爱的那个化学系女生跟他在这一年当中仅有的十次交流。他反复地琢磨，反复地分析，试图寻找有哪些蛛丝马迹，比如说那个女生的一抬手、一投足，证明她是爱他的。我从这个朋友的身上，特别强烈地体会到，信徒们在世俗生活当中寻找自己得救的间接证据的迫切心情，大家想一想，这种绝望感是不是非常类似？我们甚至可以说，新教徒内心的这种冲动要强过我那位同学千百倍。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最意味深长的转折。新教徒们被告知，如果想要寻找得救的间接证据——注意！这只是间接的证据——你就要致力于严肃的道德生活，献身于你的职业，并且为此付出无休止的努力。你的工作虽然不能改变你的命运，但是，你在努力工作本身，你在地上建立功业，就是你会得救的一个象征。这样一来，新教伦理就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奇妙的组合，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个角度写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认为个体可以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无须通过教会这个中间环节，一举取消了天主教会存在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家庭、村落、城镇这些旧的共同体也开始式微，由此导致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当然，这种个人主义跟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在气质上非常不同。文艺复兴高扬人的价值，肯定人的理性，相信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性得到完善，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欢快的个人主义，追求的是凡人的幸福。而宗教改革虽然也肯定了个人，但它在根子上否定人类的理性，强调信仰的纯粹性，在气质上是阴郁的，甚至是绝望的，借用韦伯的说法，新教徒的这种“孤寂感”成为“毫无幻想且带悲观色彩的那种个人主义的一个根源”。
心灵懂得理性所无法了解的理由
最后我想来探讨一下伊拉斯谟的结局。在宗教改革大幕开启之前，伊拉斯谟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在他的名字前面有无数的溢美之词，比如“思想之王”、“世界之光”、“世界的明灯”、“时代的启蒙者”，等等。但是宗教改革大幕开启之后，特别是在他与马丁·路德交锋之后，伊拉斯谟就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传记作家约翰·赫伊津哈认为，伊拉斯谟在宗教改革期间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背后，潜藏着他深厚而热诚的信念：“论战双方的意见都不能完全表达真理，仇恨的、独眼龙似的目光浸透着人的头脑。”
令人深思的是，在总结伊拉斯谟的失败教训时，茨威格说了非常类似的一句话：“人文主义者根本性的错误，在于他们想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教训人民，而不是深入群众，千方百计去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
可是，我总觉得，茨威格的这句话是用他的大脑写出来的，而不是用他的心灵写出来的，他的理性告诉他人文主义者也许必然失败，但是他的心灵告诉他，为了人文主义者那个古老的梦，失败又有何妨？失败又有何惧？
最后我想用伊拉斯谟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讲：“心灵懂得理性所无法了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