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上）

在开始本讲之前，我先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往36楼跑，因为那是我们这一级的女生楼。这座楼前有一座雕塑，初看上去像是一只海狮在顶球，其实是字母D和S的组合，取意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因为D和S上面还有一个球，所以北大人常称这个雕塑的含义是“民主科学顶个球”，但又有人说，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球在字母S上面，D字母上没球，所以这个雕塑的确切含义应该是“科学还顶个球，民主连个球都不顶”。

我觉得这个俏皮话不完全是一个笑话。在今天这个时代，科学的确还顶个球。民主呢，还真有人认为它连个球都不顶。事实上，关于民主到底顶球不顶球，民主究竟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诸如此类的争论这些年特别热闹。

古希腊有个词叫作“arche”，主要的意思是“开端”和“主宰”，这个词隐含了古希腊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开端主宰一切！我一直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之一，在古希腊那里我们同样能够看到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端倪：包括它的最好与最坏，可能与不可能。所以想要了解民主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我们不妨把视线拉回到古希腊的雅典，看看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雅典民主制的四个关键词

就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民主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个好东西。为了帮助读者迅速地把握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我在这里重点介绍四个关键词：陶片放逐法，抽签制，直接民主，以及民意煽动者。

所谓陶片放逐法，就是雅典公民开大会的时候在陶片上写下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名字，排名第一的就要被赶出雅典，在外邦流放十年。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限制和约束因为名望和声誉过于隆重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城邦安全的卓越人士，防止僭主制的复辟。这个制度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打个比方，当年袁世凯功高盖世，以至于野心勃发，下面的人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不断地上劝进书，结果袁世凯脑子一发昏，就做出了当皇帝的决定。如果民国期间也有“陶片放逐法”的制度，那么袁世凯就很有可能被流放到海外，不会做出登基大典、遗臭万年的举动。但是“陶片放逐法”的弊端也是一目了然的。雅典公民的教育层次参差不齐，有不少人干脆就是文盲。有一回，雅典著名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在投票的时候，就被一个公民要求代写某人的名字，结果阿里斯提德一听：这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吗？于是他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放逐阿里斯提德呢？这个公民回道：不为什么，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但是因为总是听人赞美他是“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不如就把他放逐算了。所以说“陶片放逐法”的优点是能够约束官员权力，防止僭主出现；缺点则是民意难测，而且极易成为党争的工具。据说当时甚至出现过先写上政敌的名字，然后批量生产陶片，分发给民众的情形。

再来看抽签制。我们今天一想到民主制，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投票表决这四个字。可是在雅典民主制时期，除了像将军和司库这类特别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绝大部分的公职都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任命的。抽签有什么优点呢？从表面上，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平等这个价值，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反正大家一视同仁，都有机会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可是，抽签的坏处同样也是一目了然的。所谓术业有专攻，如果靠抽签来决定谁担任哪个职位，肯定会出现“德不配位”的情况。试想一下，如果“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或者“你的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你说会是什么结果？此外，抽签制看似强调平等，其实却是在伤害平等。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平等之人是为不平等，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人同样也是不平等。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也称间接民主，相比之下，雅典实行的却是直接民主。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直接民主这里，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没有任何中介和代表；在间接民主这里，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的话说就是：“公民从自己中间选出少数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直接民主的好处是最充分地体现出“主权在民”的原则，让民意以最直接、最畅通无阻的方式加以表达，但是坏处也同样明显，因为民意具有很强的任意性，所以直接民主很容易堕落成为“暴民统治”，这一点在雅典民主制的晚期展露无遗。因为给后人留下太坏的印象，所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对“民主”二字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从来都是一场动荡和纷争，与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无法兼容，这种政体往往因为暴力导致的终结而非常短命”。

最后我们再来看“民意煽动者”，民主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借助于话语而不是借助于暴力来取得权力。我们在第13讲中曾经提到，作为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民主政治为智者派的修辞术提供了最丰美的土壤。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苏格拉底的主要论敌高尔吉亚就曾经说过，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雅典议事会就像今天的网络世界，谁能用最漂亮的语言和机锋抓住人们的眼球，谁就能获得控制民意的力量。伟大贤明如伯里克利，偶尔也会使用一下操弄人心的修辞术。比方说，当他提议用提洛同盟的盟金修复雅典卫城时，大多数的雅典公民都表示反对，他们叫嚣着要把钱分摊给个人，以满足他们的个人私欲，伯里克利于是回应道：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账上，归我付好了；但是当我们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就只刻我的名字。结果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就又不干了，心想凭什么让你一人流芳百世呢！于是就又齐声高喊道：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所以说，在民主政治中，最可能赢得民意的不是德才兼备之士而是巧舌如簧的民意煽动者，这些人最擅长拨弄听众的情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要在既定的时间里挫败论敌、说服听众，所以在演讲和辩论的过程中就必须采用“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或者恶意的人身攻击”。说到人身攻击，当年鲁迅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非常深刻也非常形象，他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雅典民主制：短暂的绝妙平衡

介绍完陶片放逐法、抽签制、直接民主及民意煽动者，我想请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会认可民主政治的这些特征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按照苏格拉底的一贯逻辑，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去找医生看病，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常识抓药，更不会通过抽签来决定医疗方案，那为什么当城邦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会认为应当求助于普通人的意见呢？仔细想想，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挺纳闷的事情。在《克里同篇》中，苏格拉底曾经这样告诉克里同：“亲爱的克里同，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大多数人’的想法呢？真正有理智的人会相信事实确是如此的，他们的看法更值得考虑。”所以，如果让我们重提政治哲学中的那个核心问题——“应该由谁说了算”，民主派的回答是由平民（demos）说了算，而苏格拉底的回答则是：由专家或者最智慧的人说了算。

柏拉图后来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批评民主制，认为民主制最大的优点是自由，但是“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却会败坏公民的德性，放纵他们的欲望，最终导致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无政府状态。苏格拉底说：“当前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

在这个年轻人反对老年人、老年人谄媚年轻人的世界里，“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的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不夸张地说，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就以师生关系为例，我觉得它正在遭受商业逻辑和娱乐逻辑的双重扭曲。一方面，师生关系越来越像淘宝上的卖家和买家的关系，为了让买家点赞和不写差评，老师不得不挖空心思地讨好学生。另一方面，不少学生抱着听单口相声或者脱口秀的心态来上课，他们在课堂上寻找的不是知识而是乐子。

我们一定要牢记于心的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君主制和贵族制是常态政治，是祖宗旧制，而民主制则是异端歧出，是洪水猛兽，是一个必须要竭力加以辩护的坏东西。说了雅典民主制这么多的坏话，现在该来给它稍微翻翻案了。关于翻案的问题，我们下一讲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