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 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理性与信仰之争

安瑟尔谟：信仰先于理性

这一讲我们重点来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你到底是先理解了再相信，还是先相信了再理解？如果你一下子没能明白我的问题，没关系，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大约五十年前，有个位高权重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说过，因为直到今天，在一些军事题材的影片里，还会经常出现这句话。

“理解的要执行”，这句话很好理解。问题在于，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执行呢？一种可能是军令如山，在强力或者暴力的胁迫下必须要执行。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衷心拥护和相信上级领导，借用某位网红的话说就是，“每当国家面临重要时刻，信息不足或者信息过多的时候，都选择相信，这是理性，也是信仰”。当然，更重要的是最后这句话——“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也就是说，通过执行那个最初不能理解的指示，不断地反复体会上级领导的英明，由此不断地坚定对上级领导的忠诚信仰。

老实说，每当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都会产生莫名的穿越感，因为它不仅直接点出了理性与信仰这个中世纪哲学的核心主题，而且在表述上也跟安瑟尔谟800多年前的一段话非常类似，安瑟尔谟说：

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因为我绝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

在这段话中，安瑟尔谟首先道出了中世纪神学家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人类与上帝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这个意义上，信仰永远先于并且高于理性。但是，安瑟尔谟并不因此就彻底否定理性，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人类追求理解的这种渴望。就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安瑟尔谟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不要小看这个说法的意义，把它与神学家德尔图良做个对比，就能看出安瑟尔谟是多么的温和与平衡。

德尔图良：唯其荒谬，所以相信

德尔图良（Tertullian）生活在公元2-3世纪，他最初是一个哲学家，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就成为一个坚定的护教士。德尔图良认为：“上帝之子死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他被埋葬了又复活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这段话被后人总结为八个字——“唯其荒谬，所以相信”。德尔图良的意思是说，上帝之子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在常人眼里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不可理喻，以至于我们只能放弃理解，纵身一跃，选择相信，唯其如此，人才有可能得救。

我想请你回想一下“苏格拉底为什么勇于赴死”那一讲的内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使出浑身解数，论证灵魂不朽，但是他内心非常明白，这些论证首先不是要说服在场的其他人，而是要说服自己，要让自己“产生一种最坚定的信念”——一种勇于赴死的信念。苏格拉底知道，所有的论证都不是一锤定音的，无法绝对保证灵魂真的不朽。所以，在《申辩篇》中，他才会以这句话作为结语：“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当然不同于德尔图良，苏格拉底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如果有可能，他就一定会竭尽所能地进行理性论证，但是在灵魂不朽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苏格拉底深知理性的限度，所以在穷尽一切理由之后，他纵身一跃，选择相信。在选择相信的那一刹那，理性主义者苏格拉底与神秘主义者德尔图良达成了一致。

回到德尔图良的“唯其荒谬，所以相信”，按照这个观点，理性与信仰就不是互补的关系，而是互斥的关系。在信仰的地盘里，没有人类理性的立足之地。所以德尔图良才会这样反问道：“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学院与教会何干？异教徒与基督徒何干？”相比之下，安瑟尔谟主张“信仰寻求理性”，就是在试图协调二者，而不是割裂二者。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

现在，让我们重提这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剥离它的政治语境，你有没有发现它跟安瑟尔谟的“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在道理上非常类似？

事实上，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这两句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是先理解再相信。比如前两天我跟布谷说，吃饱饭后不能剧烈运动，否则会得阑尾炎的。布谷说：什么叫阑尾炎？我听不懂。我解释说：就是肚子会疼。然后她就理解了，也就相信了。当然，有时候，怎么跟她讲道理也说不通，这个时候我就会对她循循善诱：爸爸是不是最爱你了？爸爸是不是从来没有骗过你？那你是不是应该听爸爸的话？这时候我就在试图让她先相信再理解，先执行再理解，在执行中不断地加深理解。

“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处理“三位一体”这样的神学主题，也适用于处理历史、文化、爱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领域。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背诵李白的《静夜思》，每当我们吟诵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心里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惆怅之情，霜、明月、故乡，这些最简单的汉字为我们营建出最深沉也最优美的文化意境。我读过《静夜思》的各种英译本，有些译文非常优美，但是我仍旧不认为外国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对这首诗产生心心相印的感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文化隔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从小浸润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用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所谓前见就是先行把握的东西，是在有所怀疑之前，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的东西。在进行分析、批判、怀疑和反驳之前，我们先拥有的是这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前见、默会和亲知。借用安瑟尔谟的说法，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是先相信了，然后才理解的。此时的理解不是外在的理解，而是内在的理解，水乳交融、心心相印，既有对题中之义的把握，更有对言外之意的领会，甚至还能体察那不可言说的神秘。

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相信读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质疑，我这样是不是在支持某种蒙昧主义和权威主义呢？

对于这样的质疑，我想做三点回应：

首先，当我们初次遇见那些违反常识和理性的信念时，首先采取的态度不应该是拒绝或者批判，而是要尝试去理解它。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一种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当一种表述脱离了这个生活之流（或者生活形式）后，外人会很轻易地将它看成“非理性”或者“无意义”。在和异质文化相遇时，我们首先要按捺住的就是这种冲动。

其次，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不是在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立场，我的意思是说，首先要尝试理解，但是在穷尽一切理解的努力之后，如果发现该文化仍然有悖人伦底线时，就要坚决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据说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想阻止印度人烧死寡妇的风俗。印度人说：不行，烧死寡妇是我们的习俗。英国人回答说：很好，你可以按照你们的习俗烧死寡妇，但是，我们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法律把你绞死。从此，烧死寡妇的习俗就被杜绝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之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它可能是上帝，可能是组织，可能是金钱、诗歌，或者远方，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之前，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给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我承认，如果安瑟尔谟听了这段话，一定会把我视为一个典型的愚顽人，这种愚顽性突出地体现在，分不清何为错误的相信，何为正确的相信，由于怀疑现实政治中的各种伪神，进而怀疑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神。对于这个批评，我的回应是，我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对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抱有同情和尊重，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我仍旧认同汉德法官的那句名言：“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任何信仰，无论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坚定，都不能成为强制他人接受的理由。这是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