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8 向死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下）
未知死，焉知生
有人说，死亡是人生在世唯一确定的事情，这话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仔细想想却不尽然，因为我们只是听说过或看见过别人的死亡，却从未真正亲历过自己的死亡。所以这个命题只是一个综合命题，它的必然性是可疑的。难道不是这样吗？除非死亡真正降临到我们头上，否则我们就总是会心存侥幸：“没准我是那个永远不死的人呢？”可是另一方面，很少有人想过，一个永远不死的人生将会多么的恐怖和无聊。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对于有死之人，老之将至才发现蹉跎了岁月，固然是件悲哀的事情，可是对于不死之人，永远等不到老之将至的那一天，可以无限地单曲循环“明日复明日”，所有的事情都在永恒的尺度面前失去了重量，岂不是一件更加恐怖的事情？
人固有一死，但是除非死亡真正降临到我们头上，否则我们就觉得它与我无关。托尔斯泰在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写道，当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传来，同事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空出了职位，这样我就可以在车马费外每年多挣八百卢布了。更多的人则在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存在与时间》中的死亡分析很像是《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哲学版本。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方式逃避死亡，但是海德格尔强调指出，唯当常人不再在闲谈中八卦“别人的死”，而是真正觉知到“我会死”，并且把“我会死”的理解带入生活之中，此在的本真存在才有可能。
为什么向死存在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可以让此在的本真存在成为可能？海德格尔说：“死要求此在作为个别的此在生存，死无所关联，从而使此在个别化它本身。”所以，再一次，我们发现，此在的个别化是本真性的本质特征。
好学深思的读者会继续问，为什么死亡会使此在个别化它本身？理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死亡”，即使临终前身边簇拥着亲朋好友，但是在死亡真正来临的那一刻，我只能独自一人去死，没人可以代替我去死。换个说法，死总是我的死。
陈嘉映认为“死总是我的死”并不能证明死的根本性，理由是“喜怒哀乐，没有哪一样别人可以代替”。我认为这个反驳并不成立，虽然没人可以“代替”我去喜去怒去哀去乐，但是我们却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但是死不能分享，死就是我的死，我死之后，他人可以在葬礼或者闲谈中一起分享我的死，但是我不能参与分享。总之，“死总是我的死”，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才会说：“先行到死使此在绝对地个体化。”
对比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不妨把海德格尔的立场概括为“未知死，焉知生”，唯有先行到死，才能让此在挣脱常人的日常存在，获得独立性和个别化。
常人用日常的方式准备死亡
与此相反，常人在日常生活的掩护之下逃避死亡，或者换个角度说，常人用日常的方式在准备死亡。罗马时期的斯多亚哲人塞涅卡说：
我们从不在恶事真正出现之前就已预料……多少葬礼从我们门前经过，但我们从不认真思考死亡。多少夭折发生过，但我们仍为自己的婴儿作长远打算：他们如何穿上托加，如何在军队服役，然后继承父亲的财产。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按照惯例和常识承担责任，给自己的孩子打疫苗，报学前班，准备未来的婚房或嫁妆。当然，常人并非完全无视死亡的存在，常人以自己的方式准备死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家是最美好的所在，只是有一件事让我困惑不解：外婆早早就为自己准备了一口实木棺材，而且就摆放在客厅的一角，用一块巨大的黑布盖着，天长日久，上面堆满了杂物，死亡就这样毫不打眼地一直伴随左右，与日常的吃喝拉撒同在。我从一开始的莫名惊诧到后来的熟视无睹，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替外婆掀起那块黑布。
对于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常人来说，死亡既不构成一次解放，也没有撕开一道深渊，它被一块黑布伪装，被各种杂物遮蔽，死亡在场又不在场。这是一种“日常的向死存在”，其中包含了某种独特甚至可以说是高明的生活智慧。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日常的向死存在乃是“非本真的向死存在”，与此相对的，还有本真的向死存在，只有后者才让此在成为个别的存在，真正找到自己。
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的原话来给“本真的向死存在”做个总结：所谓本真的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死，看清楚了丧失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不再沉陷于操劳和操持，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存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面对由畏敞开的威胁而确知它自己，因负重而激起热情，解脱了常人的幻想而更加实际，在向死存在中获得自由”。
确知你自己，选择你自己
什么叫作此在确知它自己，找到它自己，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现在的身份是教师，你呢，也许是大学生、职员、士兵、记者、公益人士、艺术家、政治家，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同的身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不算是确知自己和找到自己呢？按照海德格尔的想法，在以本真的方式向死存在之前，在听到良知的召唤之前，在做出真正的决断之前，这些身份和责任都不是你的“天命”所在。良知把此在从常人的沉沦中唤醒，让此在决心承担起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命。
按照这个线索往下说，似乎很自然的结论就是，当此在承担起自己的天命之后，他就会焕然一新，扮演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海德格尔不是纯粹意义的存在主义者。“下决心生存的此在不是要从传统脱身，而是下决心回到被抛境况，把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承担下来。”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此在可以选择的身份和责任并不是无限多的，而是被给定的传统所限制的。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有人打算听从良知的召唤，成为一个中世纪的武士，那么对不起，这个传统已经失去了，你不可能在一个网络时代扮演一个封建时期的武士。你只能在教师、职员、士兵、记者、公益人士、艺术家、政治家这些给定的角色中做选择。但是此时，当你选择这些身份、角色和责任时，就拥有了马丁·路德式的表达方式，你会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
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梳理了烦、常人、沉沦、向死存在、良知及决断。在解释的过程中，我用了太多的比喻，做了很多冒险的尝试，其中一定有很多误读和错漏的地方，我只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激发你们去深入阅读原著的兴趣。
《存在与时间》里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元素
有人可能会说，海德格尔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去描述此在的生存状态，可是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存在，我们依然看得懵懵懂懂，不明所以。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认同威廉·巴雷特的观点，他说：“任何一个把他的原著读了一遍的人都会从中获得一种对存在的具体感受……对存在这一不可言传者的感受，海德格尔的这样一种表述大概在西方思想家中算是最清楚的了。”
海德格尔反复强调自己在做中性的描述而不是价值的判断，言下之意是，本真和非本真、有决心和没有决心都是此在存在的方式，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一句话，《存在与时间》里没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元素。
但是在1920年代的德国，当人们读到向死存在、良知和决断的时候，很难不被其中的伦理暗示和政治隐喻所打动。有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些表达中，海德格尔看上去最像一个法西斯。我认为这个说法与事实不远，当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欢呼“我们见证了伟大的历史”，盛赞纳粹运动具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时，他的确对自己的哲学做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引申。从这个角度出发，《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不仅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内涵，还有它的时代针对性和时代局限性。
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指出，从1918年到1927年，短短九年之间，德语世界出现了六本角度新异、风格极端的著作：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罗森茨维格的《救赎之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六本著作都是“充满先知口吻甚至乌托邦气息的文本”，既有“对失落的往日理想的追忆和缅怀”，更体现出某种“末世启示论的色彩”，总之它们的共性是“鸿篇巨制的规模，先知般的口吻，求助于末世想象的文字，这一切聚合成一种特殊的暴力”。
其实，这些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对方的观点。例如，希特勒就曾经公开批判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本着“危机的本质就是机遇”的观点，希特勒宣布此时正是“西方复兴”的时机，而这一切全都有赖于德国人能否担负起历史的使命。
今天看来，1933年希特勒上台，无疑是德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但这是事后之明，对于身处其间的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历史的巨轮在转向，至于未来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仍不可知。
从希特勒的言行举止来看，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无知、混乱和可笑的人，很多知识人根本看不上他，有人曾经轻蔑地评价希特勒：“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值得深思的是，海德格尔似乎并不在意希特勒的粗鄙无知，在与另一位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对话中，海德格尔说：“教育完全无关紧要，只要看他那双绝妙的手就够了。”这句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熟悉海德格尔的人都知道，工具和手艺在他的哲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称赞希特勒有一双绝妙的手，言下之意是他能够把德国打造成一件前所未有的艺术品。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那么海德格尔的判断也许就是对的，因为“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语）。所以，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或者1941年戛然而止，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
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
我们可以原谅普通人的目光短浅，但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同样无法看穿历史的重重迷雾呢？我认为，要想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纳粹主义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吗？经过之前几讲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关联，但是有高度的亲和性。良知、决断和天命都是高度形式化的表述，可以填充进太多的内容，它可以是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也可以是纳粹主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希特勒的决心绝不比耶稣和拿破仑少半分。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海德格尔的哲学完全有可能滑向纳粹主义的深渊。
当然，正因为良知、决断和天命都是高度形式化的表述，所以就像莎拉·贝克韦尔所说，除了纳粹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比如，“他的决断和接受必死性的观念，本来也可能形成一种勇敢抵抗纳粹及其恐吓手段的框架。它本来能成为一种反极权式英雄主义的宣言”。
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也许在解释和应用海德格尔哲学的同时，还需要再一次倾听良知的召唤并做出决断。
对于海德格尔的评价，从来都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极：“一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善于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相反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能够洞见一切、得天眼通的大师，一位哲学导师，他的著作足以更新人类的内在状态。”（乔治·斯坦纳语）相比之下，我认为还是伽达默尔的评价比较中肯：“海德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人，却有着渺小的人格。”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你是学者还是常人，在面对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天命召唤时，都要始终牢记，常识比理论更重要，坚持底线比追求伟大更重要，健全的现实感比缥缈的情怀更重要。
正义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