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 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书”：《理想国》
灵魂转向的自由
上一讲的结尾处，我们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洞穴之外仍然是洞穴，梦境之上仍旧是梦境，如果走出这个洞穴只不过是走进了另一个洞穴，那么走出洞穴与留在洞穴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也许会说，就是没有什么分别啊！此洞穴与彼洞穴，都是洞穴，就好像这种意识形态和那种意识形态，都是意识形态，五十步笑百步，其实都一样。
可是我认为，比起永远困守在同一个洞穴，能够在不同的洞穴之间来回穿梭和比较，仍然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更加符合苏格拉底的那个著名观点：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如果说苏格拉底主张“不要教学生思考什么，要教给他们如何思考”，那么柏拉图则更倾向于“教会学生思考什么，而不是教给他们如何思考”。
“灵魂的转向”的英文是“the Conversion of the Soul”，这里的conversion既有“转向”的含义，也有“改宗”的意思。“改宗的自由”到底有多重要？打个不那么高雅的比方，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爱过一两个人渣呢，你不能因为少不更事的一次失身，就要以身相许，和那个人渣厮守终生。所以说，为了发现真爱，为了发现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要拥有形成、检查和修正美好人生观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修正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只有拥有了“修正的自由”也就是“改宗的自由”，我们才有可能去发现和寻找最好的生活。人的一生甚至要进行不止一次的“灵魂的转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受家庭影响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但是从初中开始，他反省《圣经》中的很多说法，认为无法用理性加以解释，于是他放弃信仰成为无神论者；可是几年后，他慢慢意识到无神论不能满足他对超验世界的精神追求，于是又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不知道未来他是否还会继续“灵魂的转向”，但我知道他在试图发现和寻找最好的生活，而这一切都与他拥有“改宗的自由”密切相关。当我们这么解释自由的时候，自由就不等于放任自流，不意味着“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价值相对主义。恰恰相反，自由是实现“更高的生存”的前提条件。
记得我在本科的时候，读过狄金森的一首短诗，很短，只有三句话，但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
或许我还可以忍受黑暗，
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凉
见过太阳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抱温暖，见过太阳也许还会再次堕入黑暗，但是从缝隙间透过来的那抹阳光，将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抹除。这是一次致命的“观念植入”，它对洞穴里的囚徒构成了致命的诱惑，让他们无法再满足于洞穴里的黑暗和温暖，而是要挣扎着走出洞穴，哪怕走出洞穴不过是落入另一个洞穴的开始，但是这种对于阳光的记忆和向往，是囚徒们走出洞穴、通向“更高的生存”的根本动机。
回到柏拉图《理想国》的语境，作为家长制和权威主义的信奉者，柏拉图为我们建构起了一座“美丽城”，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共同体”，就好像是放大了的家庭。我们在孩提时代，对父母拥有无限的信任，不仅相信他们毫无保留地爱我们，而且相信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定都能解决。在“美丽城”中，哲学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长，其他所有人都像是孩子，哪怕是成年人，也如同孩童一般处于严格的被保护状态，这个大家庭之所以充满了爱与正义，全都要归功于哲学王的仁慈和知识。
我在第22讲中曾经说过，关于知识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带来幸福，另一种观点则怀疑知识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比这个区分更复杂一些，确切地说，哲学王的知识给整个城邦带来温暖，而被统治者保持某种无知则是一种福分。
可是问题在于，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读过巴金《家》、《春》、《秋》的朋友都明白，在一个大家庭里，所谓的爱与正义很有可能蜕变成支配与屈从的关系。除非永远地生活在洞穴之中，否则只要见过太阳，就不再能够忍受黑暗，哪怕它很温暖。
人类正义的完整叙事
有学生曾经问我，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极权主义统治，阅读过《1984》、《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书籍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理想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的是，你之所以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生活在21世纪，你和柏拉图之间隔着2400年，所以你有后见之明，你看到了思想的龙种是怎么变成现实的跳蚤的。如果再早生300年，你没准会是柏拉图忠实的信徒，因为那个时候，民主制仍旧是一个坏东西，君主制和贵族制才是好东西。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就像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理想国》的解读方法同样有很多种。事实上，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如此，它必然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存在，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完全不同的内容。有人认为《理想国》是极权主义的先声，有人认为《理想国》不过是在提倡开明君主专制，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本效益主义的著作，因为柏拉图主张建立城邦的目标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本书中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元素，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女权主义的著作，因为柏拉图并不排斥女性来当哲学王。而在我看来，如果不考虑现实的政治后果和流弊，仅从《理想国》的内在理路出发，它其实是在主张权威主义和家长制。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定论，你完全可以有你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只要你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是，无论怎么给《理想国》定性，不管你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你都会发现它的核心主题并没有过时——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正义是什么？正义的人是不是过得比不正义的人更好？2400年过去了，时代在进步，但是这些基本问题似乎仍旧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都说20世纪是民主的时代，可是普京的存在，特别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提醒我们即使是在民主的时代，权威主义和家长制对于现代人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过去几讲中，我对《理想国》的现实政治效果有过不少负面的评论，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认同《理想国》中的“正义观”：从城邦的角度出发，如果每个人都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真正在做“非他不能做，非他做不好”的工作，那就真的实现了城邦的正义。如果此时有人依然心怀不平、怨恨不已，那么他就应该细细揣摩《理想国》里的这段话：“正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而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者对同类异类都要求胜过。”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当每个人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潜能，明白了自己的“所得”就是“应得”，他就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所处的位置，因此才有可能坦然地接受生活，不去逾越那永恒固定的界线。此时，个体的理性就能主宰激情和欲望，由此获得“灵魂的正义”。所以，《理想国》给我们刻画的是一个人类正义的完整叙事，在这里，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制度的德性与个体的德性得以胜利会师，构成了关于人类正义的完整叙事。
这幅画卷的唯一问题就是，它太完美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作《雅典学园》，柏拉图位居雅典学园的正中央，身边站着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手指向天，暗示最完美的东西不在人间，而在天国。现实中的柏拉图三赴叙拉古，三次都铩羽而归，他虽然没有能够在人间建立天国，却在书中建立起了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这是柏拉图给后来人“植入”的一个观念。那的确是一个理想国，一座美丽城，但是很遗憾，此曲只应天上有，柏拉图绘制了蓝图，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这座“美丽城”的可行路径。
伟大的“失败之书”与不存在的理想城邦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中区分了“大真理”（big truths）与“小真相”（small truths）。“大真理”指的是对伟大事业与最终目标的信念，要想实现这些事业和目标，就不断地需要谎言和牺牲；“小真相”则指的是能被人们发现的各种事实。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难免会碾碎路边的花草，“大真理”的信奉者会说，这是实现“大真理”的必要代价，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小真相”的探究者则会说，不可以抓大放小，不可以为了追求“大真理”而无视“小真相”，因为历史走了一段小弯路，对于身处历史之中的具体的人很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所知道的一切”（托尼·朱特语）。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理想国》，我认为这是一本伟大的“失败之书”。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开创性地探索了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等各门学科的母题，也在于向世人展示出人类理性晨光熹微之际的自信与雄心，试图通过理性的设计来一劳永逸地解答人类的基本问题，最终实现正义与幸福。但它归根结底是一本失败之书，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柏拉图对于这一点完全明白，在《理想国》第九卷的结尾处，他借格劳孔的话说：“那个理想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然后他借苏格拉底之口附和道：“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所以，柏拉图已经明确意识到“理想国”的非现实性。这一点从著名的《第七封信》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既然在现实政治中“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几无可能，而政客只有“拜奇迹所赐”才会变成真正的哲学家，那么人类就只能陷入永无宁日的冲突之中。
《理想国》是一次“想象中”的政治冒险。既然是冒险，那就一定充满了危险。在第六卷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过一句极少有人会注意到的话，他说：“一切远大目标沿途都是有风险的。”柏拉图充分意识到了风险，但那些在柏拉图的激励下踏上征途的后来人却浑然不觉，他们眼中只看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却忘了一路上都是足以让人粉身碎骨的悬崖和陷阱。
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还记得色拉叙马霍斯这个人物吗？他从第二卷开始就一直保持沉默，但却没有退场，柏拉图显然不是忘了这个人，而是希望让他一直留在对话里，聆听苏格拉底的教诲。在结束柏拉图篇之前，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能够说服色拉叙马霍斯吗？这个雄辩滔滔的智者会放弃“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以及“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过得好”的判断吗？
在第十卷的结尾处，苏格拉底重提正义与幸福的关系，他这样问道：一个正义的人能在人间得到什么呢？苏格拉底自问自答说：
狡猾而不正义的人很像那种在前一半跑道上跑得很快，但是在后一半就不行了的赛跑运动员。是吗？他们起跑很快，但到最后精疲力竭，跑完时遭到嘲笑嘘骂，得不到奖品。真正的运动员能跑到终点，拿到奖品夺得花冠。正义者的结局不也总是这样吗：他的每个行动、他和别人的交往，以及他的一生，到最后他总是能从人们那里得到光荣取得奖品的？
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好人是不可能受伤害的，在死后的世界里，好人的灵魂同样会有好报。在全书的结尾处，通过讲述一个异常漫长的神话故事，苏格拉底告诉世人，正义者与不正义者在死后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对待，死后的奖惩要胜过现世的奖惩无数倍。讲完这个故事，苏格拉底说：
格劳孔啊，这个故事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没有亡佚。如果我们相信它，它就能救助我们，我们就能安全地渡过勒塞之河，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这就是苏格拉底最终给出的忠告，如果你是色拉叙马霍斯，你会因为苏格拉底的这些话而改弦更张、改邪归正，从此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吗？《理想国》没有告诉我们色拉叙马霍斯最终的选择。无论如何，如果色拉叙马霍斯决定跟随苏格拉底走向上的路，那他一定实现了“灵魂的转向”。我特别喜欢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就此而言，一个人究竟会如何生活，他到底是选择上升，还是选择下降，端赖于他是否实现了灵魂的转向。
《亚里士多德凝视荷马半身像》，布面油画，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绘于1653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