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 射箭与中道：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下）

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取其中道

大家一定听说过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一直怀疑托尔斯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因为后者说过非常类似的一句话：“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得先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而这也是理解“伦理德性”的关键所在。什么是中道？简单说，就是处于“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举例来说，鲁莽是过度，懦弱是不及，而勇敢则是居于中间者；纵乐是过度，痛苦是不及，而节制是居于中间者；浪费是过度，吝啬是不及，大方是居于中间者。一个有伦理德性的人应该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取其中道，也就是应该拥有勇敢、节制、大方的品质。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射箭为例，亚里士多德指出，射中是很难的，你必须反复地练习才有可能命中靶心。反过来说，射偏是很容易的，而且射偏的方式有很多，有的箭射到一半就落地了，有的箭射到了天上，有的箭甚至射到别人的靶子上。所以说：“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中道有个体、情境之分

这些道理初看起来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理解，其实却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内容。

首先，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事物自身的中间，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什么意思？打个比方，我和布谷面前放了一个1磅的蛋糕，就蛋糕本身而言，0.5磅就是它的居间者，也即“事物自身的中间”。但是事物自身的中间，不等于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例如，对布谷来说，吃下这0.5磅的蛋糕，就会撑坏她的小肚子，这就是过度，但是对我来说，0.5磅的蛋糕还不够塞我的牙缝，这就是不及。所以说，中道是相对每个人而言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每个人都相同的中道。

其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也存在不一样的中道。比方说在吃饱饭的前提下，0.5磅的蛋糕对我来说就是过度，而非不及。多年前我在深圳的罗湖口岸过海关，一眼瞥见一个小偷正在掏一个女孩的背包，立刻大声喝止了那个小偷。还有一次我在中关村看到两个司机打架，一个人挥舞着扳手，一个人操着木棍，正在“浴血奋战”，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前喝止，而是赶紧掏出手机报了警。事后回想起来，虽然策略不同，但都还算明智和中道。当然，如果换成是黄飞鸿，在后一个例子中也应该挺身而出，这是相对于黄飞鸿的中道。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在暴力殴打幼童或者女孩，那么即使我不是黄飞鸿，我也应该立刻挺身而出，这是相对于那个情境的中道。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德性一方面与感情相关，它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另一方面又与实践相关，它要求我们“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感情和实践都存在过度、不及和中道的区别。比如说幸灾乐祸、无耻、嫉妒这些情感，以及通奸、偷窃、谋杀这些行为，它们之所以是恶的，不是因为过度或者不及，而只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恶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很荒谬的结论，比方说适当的无耻、适当的嫉妒、适当的偷窃或者适当的谋杀。说到这里，我相信好学深思的读者一定会继续反驳：谋杀希特勒难道不是一种适当的谋杀吗？这难道不是针对适当的人所做的适当的行为吗？我要特别提醒你们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以上观点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些行为和感情，其名称就意味着恶……”这里的关键词是“名称”，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当我们在谈论谋杀希特勒的时候，就不能使用“谋杀”这个词了，为了做到名实相符，我猜想亚里士多德此时会选择“刺杀”而不是“谋杀”来描述这个事件。

关于中道的说法，我相信还会有人反驳说：既然中道是相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也有不同的选择，那岂不是意味着某种道德相对主义吗？初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理由在于，首先，正如我们在上一讲介绍的那样，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好习惯的养成，这是培育德性的基础所在，拥有德性的人将会具备选择好行为的品质，这确保了有德之人不会沦为道德相对主义者。其次，当亚里士多德说中道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这里的“我们”可以做好几种解释，它既可以理解成个体，也可以理解成作为复数意义上的“我们”。余纪元教授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里特指的是年轻的雅典贵族，这些人为德性做出了示范和榜样，吸引和感召其他人成为有德之人。正是因为有了榜样的示范作用，德性伦理学也不会滑落成为道德相对主义。

警惕那些令人沉溺、愉悦的事物

你有没有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跟孔子的中庸非常类似？事实上，余纪元干脆就把中道译成了中庸，他还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比较哲学论著《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余纪元发现东西两大哲人不约而同地把射箭作为原型来理解德性。比如孔子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靶子，就要回过头来检讨自己，并继续改进自己。围绕着射箭这个比喻，余纪元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射箭模型告诉我们，所有的恶并不是同等的坏，如果说命中靶心得10环，那么9环就是不足，尽管如此，命中9环还是要比命中1环或者彻底脱靶来得好。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在稍稍偏离正确的人，和偏离正确太多的人之间，我们显然会更加谴责后者，而不是前者。

正如命中靶心是件困难的事情，养成中道的伦理德性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于中道的获得，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三点。首先，他承认要想准确地选取中道是件困难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两恶之中择其轻。有的人读到这里，立刻就放下心来——既然亚里士多德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可以洗洗睡了，无须再去关心什么良好生活、至善生活。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在给自我放纵的生活开通行证，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尽力做一个拥有A+品质的人，但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A-或者B+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不同的人会沉溺于不同的事情，为了获取中道，我们就要研究自身容易沉溺其中的那些事情，搞清楚这些事情的性质，然后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中道和适度。说到沉溺，我深有体会，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在篮球场上遇到一些已经退休多年的球友，浑身上下带着各种护具，每天下午3点早早来到球场，挥汗如雨地打到暮色降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人对于篮球的痴迷既让我感动，又让我隐隐有些难过，因为，在我看来，对任何单一事物的沉溺都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脆弱以及生活的乏味，无论这个事物本身多么的正确。

最后，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要对快乐保持足够的警惕，他认为快乐是我们获得中道的最大障碍。他说：“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

我想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德性必然地与快乐和痛苦相关。他的理由是，作为常人，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拒绝对快乐的向往，我们或多或少以快乐和痛苦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甚至，那些高尚的和有力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所以快乐和痛苦在德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恰恰因为人们常常会沉溺于快乐或者痛苦之中，所以有德性的人也要对此保持充分的警惕。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沉溺于快乐之中而不是沉溺于痛苦之中，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战胜快乐要比战胜怒气更难。在“娱乐至死”的21世纪，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教诲尤其显得意义深远。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我们专制带来思想毁灭，赫胥黎则警告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在这个意义上，战胜赫胥黎要比战胜奥威尔更难，就像战胜快乐比战胜怒气更难。波兹曼说：“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立足于日常生活的世界，避免过度考察人生

回到本讲的主题。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极易产生两种批判性意见：一是认为亚里士多德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些常识，比如罗素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二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总是在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很多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却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关于第一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的日常行为的，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否则的话，光有精细的概念分析，宏大的哲学理论，却与人的道德情感和实践毫无关系，那岂不是成了没有人的伦理学？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有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又有鞭辟入里的哲学分析，不多不少，刚刚好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完美地体现出中庸之道。

关于第二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不是成功学，不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是家用电器使用说明书，具体的人事环境如此之复杂，怎么可能要求伦理学提供具体的人生指导意见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有位人生导师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人，初次约会不能选择吃饭、看电影或者逛街，因为既耗费时间体力，又没有任何互动性，实现不了感情升级的目标。怎么办呢？他建议去吃回转寿司，理由是不用点餐，可以省去多余的程序，而且在取盘子的时候有充分的肢体微互动，可以实现感情的升级。然后他又建议吃完饭后去买水果，但一定要买柚子和西瓜，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提出到家里切水果……对不起，你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绝不会读到这样的招数和套路。

在告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前，我想给大家做两个总结。

首先，伦理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它反思实践，但不等于实践本身，它考察人生，但不等于人生本身。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字，但是在知和行之间，他更偏重于行而不是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直在试图避免对人生做过度的考察。比方说，按照他的观点，一个有德性的人要满足三个条件：1，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2，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为那行为自身的缘故而选择它的；3，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第一个条件最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他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从事德性行为的时候，不应该时刻处于自我反省的状态，而应该处在“习惯成自然”的无反思状态，因为有了良好而稳定的品质，有德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符合中道的。

其次，我想重提幸福这个主题。曾经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幸福这个词？我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不要小看幸福的这三个要素，要想满足它们其实非常困难。还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眼下无从谈起。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不能妄言幸福。作为一个目的论者和结果论者，亚里士多德肯定不会认同时下流行的那些观点，比方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刹那即永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一个很重的词汇，不可轻易言之，如果仅仅因为吃了口哈根达斯就感慨自己好幸福，那你就是欲望的奴隶，如果因为暂时的功成名就而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完美，那你就是鼠目寸光，不了解德性的价值和命运的无常。

最后，请让我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结束这一讲：

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不是只在短时间中，而是在一生中都合乎完满的德性地活动着，并且充分地享有外在善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或者是否要加上，他还一定要这样地生活下去，直至这样地死去？因为我们主张幸福是一个目的或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一个人的将来却是不可预见的。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将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