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 自由的黑格尔，保守的黑格尔：黑格尔的思想与人生
崇尚自由的黑格尔
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三年，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群年轻人在校园里种下了一棵树，他们把它命名为“自由之树”。年轻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比他更年轻的谢林一起参与了这项活动。这个举动既是在致敬法国大革命，更是在憧憬和期许德国的未来。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在25岁之前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就是没有良心的；一个人过了25岁之后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就是没有大脑的。我对后半句话有保留意见，但是完全同意前半句话。1791年，黑格尔年仅21岁，在大时代的浪潮前，他很难不感到内心的激情澎湃。在黑格尔当年的纪念册里，可以读到这样的字句：
反对暴君！
打倒妄想绝对统治心灵的暴君！
自由万岁！
卢梭万岁！
如果天使有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
最后这句话不是黑格尔的独创，而是摘抄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青年黑格尔对卢梭推崇备至，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实践卢梭的思想。当时的他对哲学没有太多兴趣，对康德也不太感冒，为了读卢梭，他甚至拒绝参加康德的读书班。这是一个引人遐想的细节。德国古典哲学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康德和黑格尔都曾经对卢梭如痴如醉。当年康德为了读卢梭，甚至错过了每天下午3点半的散步时间，在他的书房里，只挂着卢梭一个人的画像。
大学期间的黑格尔是一个政治青年，而不是一个哲学青年，在跟谢林最初交往的时候，他们的主要话题不是哲学，而是政治。他们激动地讨论法国大革命，也在激动地讨论德国的未来。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实现统一，相比法国这个近邻，德国是一个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并且分裂的国家。作为有志青年，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些有志青年，很自然地会着迷于到底应该如何救国这个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到底谁能救我们的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反应。
1793年，黑格尔从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毕业，此时他对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起来。谢林曾经给黑格尔写信说：“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而黑格尔的回复是：“我期待康德体系及其圆满成就在德国引起一场革命。”
这个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首先要请大家注意，康德在哲学史上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不仅发动了一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更重要的是，他彻底否定了此前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为理性划界的同时，也把信仰逐出了理性和知识的地盘。所以德国诗人海涅评价康德是“德国的罗伯斯庇尔”，这当然是在赞颂和肯定康德的革命性。
但是法国的罗伯斯庇尔是在现实的政治领域发动的一场真实的革命，而德国的罗伯斯庇尔——康德，却是在思想领域和观念领域发动的革命。这是德国启蒙运动跟法国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马克思后来批评说，从来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可以看成是对德国观念论的不满，但是康德与黑格尔也许会说，改变观念就是在改变世界，而且改变观念可能才是真正彻底地改变世界。
黑格尔的忘年之交，也是德国文坛的泰山北斗歌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年代，我一生躬逢其盛，有幸经历了七年战争，接着是美国脱离英国，后来是法国革命，最后又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到这位英雄一败涂地，等等。
黑格尔比歌德年轻21岁，除了七年战争，他和歌德一样共同经历了这个“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年代”。1806年10月，法国皇帝拿破仑的铁骑横扫德国，迅速占领了黑格尔居住的耶拿，黑格尔在耶拿的大街上亲眼目睹拿破仑率领大军，骑着白马从面前走过。黑格尔激动地写信告诉朋友：“我看见拿破仑皇帝——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这位伟大人物……骑着马，驰骋全世界，主宰全世界……见他一面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精神现象学》的中文译者贺麟先生在导言里评价道，黑格尔“雅谑地和具有深意地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话包含有认为拿破仑这样的叱咤风云征服世界的英雄人物，也只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们的活动不只是完成他们的特殊意图，而是完成世界精神的目的。‘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另一方面也含有讽刺拿破仑的武力征服的意思，认为他只不过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暗示还有从别的方面体现世界精神的英雄人物”。
关于贺麟的这个评价我想多说两句。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历史是谁造就的？人民，还是少数几个英雄人物、伟大人物？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解释。黑格尔的解释尤其特殊，他说：历史既不是人民造就的，也不是少数几个英雄人物造就的，历史是世界精神自身目的的实现。这个说法赋予了世界精神以超乎寻常的能动性，它不是一个死物，而是一个有着能动性的活物。而且当它展开自己的历史时，并不是随机的和偶然的，而是有逻辑必然性的，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拿破仑不仅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而且是世界精神在马背上的代理人。换言之，世界精神还需要别的领域的代理人，比如与马背和武力相对应的思想和观念。就此而言，黑格尔其实对自己有一个期许，那就是：他要做观念世界里的拿破仑，到他这里整个哲学史就彻底地终结了。
我想请你们思考一个问题：拿破仑是法国人的皇帝，当拿破仑征服德国、攻陷耶拿的时候，按照常理，作为德国人的黑格尔应该作何反应？似乎应该是奋起反击才对，可是黑格尔的反应却恰恰相反，他希望法军获胜。初看起来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的“德奸”或者“精法”，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黑格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民族国家的观念还没有形成，黑格尔虽然希望统一，但是他的民族情绪也并不是那么强烈；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黑格尔认为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继承者，是革命家，他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他将摧毁旧的秩序，为德国开辟新的道路。所以恩格斯后来有句评论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黑格尔在信中写道：“看到一位巨大的天才自己毁灭自己，真叫人触目惊心——这是天下最悲惨的事件。”毫无疑问，一直到这个时候，黑格尔还是衷心热爱着拿破仑和拿破仑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伟大事业。
但是变化也正在发生，事实上，自1793年开始，当法国大革命掉转方向，背弃自由，堕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时，黑格尔就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在1794年12月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中，黑格尔写道：“你知道卡里耶尔被处死这回事吗？……它揭示出罗伯斯庇尔的全部厚颜无耻。”13年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称为“否定性行动”，是“制造毁灭的狂暴”。
转向保守的黑格尔
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的时候，黑格尔已经44岁，他很快就要经历从自由的黑格尔到保守的黑格尔的转变。1816年，黑格尔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1818年开始任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随着时局的变化及个人身份的改变，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黑格尔早就过了25岁的年龄，总之这时的黑格尔变得越来越爱国，也越来越保守。事实上，动议邀请黑格尔去柏林大学任职的政府大臣就是认为，在这个人心思变的时代，哲学是安定人心的最好方法，而黑格尔哲学恰恰能够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黑格尔也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在柏林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强调，精神生活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同君主一起争取独立，争取消灭异族的残酷压迫，争取精神自由的伟大斗争，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应该如何解释黑格尔的这个转变？黑格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已年过半百，在这充满恐惧和希望的动荡岁月中度过了30年，唯愿这种恐惧和希望有朝一日了却掉。可（现在）我必须明白，这个局面还要拖下去，情况将越来越糟——的确，人们在这乱世不得不这样想。”
黑格尔所说的乱世，特指的是他身处的那个环境：不仅有严酷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官方还对大学进行严密的监控，禁止一切秘密结社，黑格尔的不少学生为了争取自由而入狱。
在另一封信中，黑格尔写道：“我一方面是一个容易兴奋的人，另一方面却又喜欢安静。成年累月面临暴风骤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尽管我相信，落在我身上的至多不过是几滴雨珠。”
这个时候的黑格尔在个人学术声誉上已经达到顶峰，1820年，在给普鲁士王国总理大臣的一封信中黑格尔这样写道：我所有的科学著作的宗旨就在于“证明哲学是同一般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直截了当地说，是同普鲁士国家有幸在（国王陛下的）英明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将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光荣”。
从这段话可以非常明确地做出判断，黑格尔已经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御用哲学家，他在同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导言中的一句话更是坐实了这一指控，那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断言在当时的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保守派对此大加赞赏，而激进派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恩格斯语）。
按照这个解释，那个自由的黑格尔似乎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保守的黑格尔，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论断真的就是黑格尔的原意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