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 凡人歌和愚人颂：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兴起
最近几年，在中国的知识界有不少人在反复申说一个观念：中国需要来一次文艺复兴。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解读。但是如果追本溯源，回到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这是一场“托古改制”的运动，名义上要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实质上却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14-16世纪，最初起源于意大利，进而蔓延到西欧各国。关于这场运动，罗素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大多不尊重科学，他们尊重的是占星术，而且他们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一样崇敬权威，区别只在于他们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权威——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小瞧这一点，这已经是一个莫大的进步了！因为我们知道古代人彼此见解分歧，古希腊思想的各个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怀疑主义学派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寻找它的信徒，这在客观效果上打破了基督教定于一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想要决定信奉哪一家的观点，就必须做出个人的选择和判断——所谓“人的发现”、“自我的觉醒”就是在这个缝隙里慢慢生长起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天才成群而来的时代，本讲我们会重点探讨两个人物，一个是“人文主义之父”、桂冠诗人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另一个是被誉为“时代的大脑、心脏和良心”的著名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
彼得拉克：
第一个实践“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真谛的人
1336年，彼得拉克32岁，这一年他登上了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之旅，它不是为了见证上帝的伟大，而是出于对自然风光和“异乎寻常的高度”的单纯好奇，这样的动机在中世纪的神学氛围里实在有些离经叛道。
彼得拉克随身携带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在登上顶峰之时，他随手翻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大海的波涛，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这个教诲让沉迷于自然美景中的彼得拉克有所领悟，事后，他在一封书信里写道：“这座山看起来高耸入云，其实可怜之至。你瞧瞧那山峰，要是同人类的深不可测的深沉思索相比，它不会高出一寸。”
彼得拉克攀登文图克斯山峰的经历，被后人一再提及，不断被赋予各种意义。他对于人类精神的颂扬，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帕斯卡尔的那句名言：“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但这样的比附是危险的，因为彼得拉克虽然被誉为“第一个近代人”、“人文主义之父”，但是他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决绝果敢。在信仰与理性、宗教与哲学、彼岸与此岸之间，彼得拉克每每处于最深刻的冲突之中。他一方面强调自己“心灵的最深处是与基督在一起的”，说“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另一方面又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在追逐凡人幸福的过程中，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他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彼得拉克在23岁爱上有夫之妇劳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的21年里写下366首情意缱绻的十四行诗，却始终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越雷池半步，直至1348年，38岁的劳拉离开人世，彼得拉克把写给劳拉的诗歌收入《歌集》一书中，成为传世之作，而他也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彼得拉克曾经这样赞美自己的文字：“尔后，纵使铁石心肠者，见吾诗后，任其冷酷无情，亦心在叹息中燃烧而化为灰烬！”
在佛罗伦萨三杰中，彼得拉克的世俗名声不如但丁和薄伽丘响亮，但在他对人文主义的贡献上，却要比另外两人更重要。但丁的《神曲》虽然开风气之先，可但丁本人却是一名虔诚的中世纪诗人，他的知识谱系也基本不出中世纪的一般套路，而薄伽丘呢，“余生也晚”，更像是彼得拉克的追随者。相比之下，彼得拉克才是第一个真正实践“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真谛的人：他信而好古，热爱旅行，打小在欧洲各国漫游，搜罗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古籍，从柏拉图的对话集、西塞罗的讲演到维吉尔的诗歌无不涉猎；他用佛罗伦萨人的方言托斯卡纳语创作诗歌，从而规范意大利语，取代了拉丁文；他革新十四行诗，为后世的莎士比亚树立标杆和尺度；他以自然取代超自然，在山林溪畔寻找快乐和意义；他重视人文，自始至终都通过创作书信、诗歌来践履早期人文主义的本质属性：用文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及人性的真实社会性。
根据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观点，人文主义意味着“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再发现”，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是它过于现代。事实上对于早期人文主义者来说，他们念兹在兹的只是对于古典学术的再发现，他们反对经院哲学的僵化教条，但并不反对基督教本身，他们相信哲学家的意见只有相对的价值，要思考和谈论真理仍旧必须热爱和崇拜基督。所以，彼得拉克虽然把古典作家和中世纪传统对立起来，但并没有和刚刚过去的一切决裂，他是处在但丁和薄伽丘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较但丁更近代，比起薄伽丘却仍旧有一只脚滞留在中世纪。
在下面这首题为《此刻万籁俱寂》的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既为人文主义之父亦为人文主义之子的暧昧与无奈：
我受苦受难，也无法到达彼岸；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
我离幸福的路程还很漫长。
伊拉斯谟：时代的大脑、心脏和良心
至于荷兰学者伊拉斯谟，他生于1466年，卒于1536年，被视为文艺复兴高潮期最著名的学者。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彼得拉克和伊拉斯谟放在一起？读过下面这段话就明白了：
尽管伊拉斯谟登场的时候，早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亮相一百多年，但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他的思想还是崭新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是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梦寐以求的理想……可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要等到伊拉斯谟来完成。
1509年夏天，伊拉斯谟从意大利前往英格兰，在意大利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天主教会的贪婪和腐败，教皇与主教们骄奢淫逸、一掷千金，王公贵族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苦难的民众与虔诚的信徒则在大地上颠沛流离、沉默不语。
眼前的景象让伊拉斯谟深感痛苦，当他抵达英格兰后，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著《愚人颂》。这本书写得活泼俏皮，充满了雅谑反讽的意味。它在名义上是献给好友——英格兰的著名哲学家、乌托邦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的，因为“莫尔”（More）与希腊词“愚人”（moria）十分相似，其实是献给那个时代的所有愚人的，它之所以采取“轻轻松松、说说笑笑”的写法，是因为在一个言论审查和宗教裁判非常严苛的时代，只能以嬉笑怒骂的愚人形象去发声，用闹剧的形式来揭示悲剧的实质。
当代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这本书中阐述过非常类似的创作观。他告诉我们，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可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极权主义既有悲剧的元素，同样也有喜剧的元素。身为作家和艺术家，就应该以“花脸小丑”的方式去解构权力这个“白脸小丑”。马内阿说：“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
我相信马内阿一定受到了伊拉斯谟的启发，因为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就是这样做的，他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比如，在一开篇的时候，这本书的讲述者“愚夫人”就穿着学士服，戴着小丑帽粉墨登场了，她滔滔不绝地给自己唱赞歌，说：
对愚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到处自吹自擂，宣扬自己的功绩，“唱自己的颂歌”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呢？谁能比我本人更加惟妙惟肖地描绘出自己呢？
愚夫人告诉世人，哺育她长大的两个奶妈一个名叫“陶醉”，一个名叫“无知”，而服侍她左右的侍女就更多了，竖起眉毛的那个叫“自负”，拍手欢笑的叫“谄媚”，似醒非醒的叫“遗忘”，双手交叉的叫“懒散”，头戴玫瑰花冠的叫“愉快”，眼睛一直转来转去、无法平静下来的叫“狂热”……这些侍女全都忠心耿耿侍候着她，帮助她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她们，这个地球将无法转动下去，任何团体、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下去。平民百姓不会效忠君王，仆人就会反对主人，学生反对师长，朋友抛弃朋友，妻子甩掉丈夫……总之，“大家要不是互相骗来骗去，有时逢迎拍马，有时装死躺下，彼此之间就无法互相容忍。总而言之，若非有根深蒂固的愚蠢与之同行，人类将会感到生活实在难以容忍”。（茨威格语）
我特别喜欢“躺下装死”这个说法，在某些时代的某些时段，装睡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装死才可以蒙混过关。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愚人颂》是一本装死的著作，就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恰恰相反，这本貌似闹剧的《愚人颂》其实是当时最为危险的读物，因为它的弦外之音如此清晰，能迅速让每一只心有戚戚的耳朵，接收到正确的信息。不仅如此，在《愚人颂》的最后，伊拉斯谟让愚夫人突然卸掉了小丑的伪装，直言不讳地提出改革宗教的要求。所以说，这本书就像是一颗炸弹，“炸开了通往德国宗教改革的道路”。
伊拉斯谟不仅写出了《愚人颂》，还皓首穷经地出版了《圣经》的拉丁文新译本，以及希腊文的校订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教会的知识垄断，让更多的平民百姓能够直接阅读《圣经》，通过教育来启发民智，改善人性。后来，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就是根据伊拉斯谟的拉丁文译本，将《圣经》翻译成了德语，对宗教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有句谚语说：“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可问题是，伊拉斯谟并不是路德的“同路人”。在宗教改革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在手段上却各执己见。路德是个革命者，他眼中喷火，意志坚定，面对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反对，毫不畏惧地宣称：“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伊拉斯谟性格温和，与人为善，他主张改革，反对革命，呼吁和解，反对斗争，当天主教与新教纷纷要求他表态站队的时候，他宁愿选择走最艰难也最孤独的中间道路。
伊拉斯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最看重的是理性，最痛恨的是狂热，因为狂热会伤害理性，斗争会扼杀和解。茨威格说，对于任何形式的狂热——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哲学的，伊拉斯谟都认为是有碍于相互了解的头号大敌，必须要坚决地加以抵制。“他厌恶任何表现形式的盲从；他憎恶固执、有偏见的人，不管他们是披着教士的法衣还是教授的礼服；他憎恨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痛恨任何阶级和种族的狂热分子——这些人要求别人对他们的主张点头称是，对不合自己心意的看法则视为异端邪说。”
当然，在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之间，不仅存在着性格上的冲突和理念上的矛盾，更有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样的哲学分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留待下一讲继续。
最后，我想用茨威格的两段话来结束这一讲的内容：
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眼光广阔、头脑清晰的基础上的理想。它注定永远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再代代传下去。未来全人类将和睦相处，协调一致地为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奋斗，这种信念即使在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从未被忘却。
因此，伊拉斯谟留下的遗产中包含了一种承诺，这承诺充满着为了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