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7 经过裁剪的真话还是真话吗？——康德道德哲学（中）

最近有家科技企业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重罚，朋友圈里议论纷纷，其中我最赞赏的发言来自一个科技新贵，他是这样说的：“大家都在谈民族自强、自主研发、抵御制裁，为什么没人说说遵守规则、契约精神、少钻空子？或者，最基本的不违法违规？”

遵守规则、契约精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之所以给这位朋友点赞，是因为作为一个科技新贵，他摆脱了个人欲望和利益的纠缠，尝试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思考“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当然，正像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换成康德，他一定会继续刨根究底地追问这位朋友：契约精神对你来说，到底是一条绝对命令还是假言命令？如果你只是为了规避惩罚、提高利润才恪守契约精神，那么你的行为仍旧不是一个道德行为，因为你依然把行为的后果放到了责任的前面。

在康德看来，只有绝对命令才配得上成为道德法则。他总共提出了绝对命令的三种形式，分别称之为普遍化原则、目的原则和自律原则。接下来我们一一加以介绍。

绝对命令形式之一：普遍化原则

普遍化原则的具体表述是：“只依据那些你可以同时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这句话稍微有些绕，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决定把“欠债不还”作为行为的准则，康德会说，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你必须反问自己是不是愿意让“欠债不还”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如果通过了这个思想实验，那就可以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显然，如果人人都欠债不还，那么谁都不会愿意再把钱借给别人，所以欠债不还通不过普遍化法则。关于这个例子，我猜想读者至少会提出两个反驳意见。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最好的结果是我可以“有借不还”，但是别人却必须“有借有还”。这是典型的“自我例外论”的想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我承认，这种想法或许是大多数人的心声，但是对不起，它通不过康德的普遍化法则的检验，它是不道德的。

第二个可能的反驳是，康德的这种普遍化法则，其实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论调非常类似。比如说当你的孩子随地乱扔垃圾的时候，你会这样对他循循善诱：“如果所有人都乱扔垃圾，这个世界不就成了大垃圾场了吗？”再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会非常郑重其事地在自己的连环画上写上这几句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再借万难！”如果所有的连环画都是有借不还，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小朋友愿意再出借任何一本连环画。“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推论好像是很有说服力，但是，它跟康德道德哲学的初衷其实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诉诸某种后果论。说得更明白一些，它不是在原则上反对乱扔垃圾，而是因为乱扔垃圾可能出现的恶果而反对之。

关于这个质疑，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指出，康德的普遍化法则，并不是在考察道德原则一旦普遍化之后可能造成的结果，而是在考察我的准则是否与绝对命令相一致，这种普遍化的考察其实是在表明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主张，它力求弄明白：“我即将做出的行为是否将我的利益和特殊情况置于他人之上。”我想问的是，桑德尔的这个解释是否说服了你？

绝对命令形式之二：目的原则

康德绝对命令的第二个表达形式是这样的：不论对待自己或他人的人性，都要当成目的，绝对不能只是当成手段。这句话也稍微有些绕，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八个字：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隐藏在这条原则背后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基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和学识，也不是出于同情和关爱，而就是尊敬那种“内在于我们所有人当中的、毫无差别的理性能力”（桑德尔语）。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当快递小哥送货上门的时候，我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把他工具化了呀？的确如此，当快递小哥给我们寄送快递的时候，我们好像把他当成了某种工具，但是在一个意义上，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快递小哥“只是”当成工具。我们对他的期待和要求，不仅符合我们的意志，同时也符合他的意志，因为他知道帮我们寄送快递是他的职责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是在高度尊重他的自主性，高度尊重他的自我选择。但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把他仅仅当成工具了，比方说，如果我们面对快递小哥的时候，正眼也不抬一下，粗声粗气地说：“把信拿去！”这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只当成工具，而没有尊重他也是一个人。当年刘少奇握住时传祥的双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刘少奇的话在一个意义上与康德是一致的，那就是人人平等。只不过刘少奇强调的是为人民服务，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康德强调的是，作为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

绝对命令形式之三：自律原则

你一定注意到了，康德对人之为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格外推崇，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是目的”，其实就是在说“理性是目的”。绝对命令的第三个表达方式——自律原则就是接着这句话往下说。自律原则的基本观点是，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就是制定普遍法则的意志，换言之，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可以成为立法者。当一个人是在服从自我订立的道德法则时，他就实现了立法者与服从者的合二为一，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不仅是自律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康德的绝对命令做一个小结。普遍化原则是绝对命令最重要的公式，因为它突出反映了绝对命令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普遍性和无条件性。目的原则为绝对命令提供了具体的内容，虽然它依旧是高度抽象的，但至少告诉我们，要把每一个人当成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来加以尊重。最后，自律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理性为自身立法”，以及“自律给我自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条原则不是三条绝对命令，而是绝对命令所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换言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了绝对命令的特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吗？

毋庸讳言，康德道德哲学是非常严苛的，甚至于有些不近人情。就以“不准说谎”为例，按照康德的道德哲学，这肯定能够通过普遍化原则成为一条绝对命令，因为一旦撒谎变得普遍，人们就不会再彼此信任，谎言就变得没有意义。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准撒谎，更像是一条假言命令而不是绝对命令。打个比方，你的一个好朋友得了绝症，你去医院看望她，假定她还不知道真实的病情，请问此时你会怎么跟她交流呢？我猜想一般人都会说：“好好养病，没啥大问题，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出于同情，我猜想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实话实说。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康德绝对不会允许让同情成为道德法则的基础，而且康德会说，在这个时候撒谎，也许会让对方的心里好受一些，但这么做，只是把她作为满足她自己的一个手段，而没有把她作为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来加以尊重，所以这其实是不道德的。你一定会好奇，如果康德面对这个朋友，他会怎么说？我猜想他不会这样说：“我刚才看了医生的报告，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吧，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么说听起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有些残酷，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抓住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按照康德的理论，他更可能这样说：“我刚才看了医生的报告，你已经时日无多，你要鼓起勇气，保持理性，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句话的确非常振奋人心，但是不是仍旧有点不近人情呢？

说到不近人情，让我们再来设想一种可能性：当撒谎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康德会允许撒谎吗？比方说，纳粹分子正在追捕一个犹太人，走投无路之下，这个犹太人敲开了你家的门，你把他安排在地下室里。过了不久，纳粹分子前来敲门，请问你该如何回答他呢？一般人肯定会说：我当然要撒谎啊！可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分明是不准撒谎的，所以你看，康德道德哲学再一次显示出了它的缺乏弹性和不近人情。康德写过一篇题为《论出于利他动机说谎的所谓权利》的文章，大意是说，撒谎是一个已知的恶，一旦撒谎，我们就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恶果，而说真话却不一定带来恶果。比方说，就在你跟纳粹分子交谈的过程中，那个机智勇敢敏捷的犹太人已经逃之夭夭了；退一万步说，即便因为说了真话，导致犹太人被捕，康德会认为，追本溯源，也不应该由你来承担这个恶果，因为真正的行凶者是纳粹分子，不是你。

我相信任何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不会接受康德的这个解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绝对命令如此不近人情，那它一定是有问题的。桑德尔试图为康德做辩护，他告诉我们，在面对纳粹分子的询问时，你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但带有误导性的陈述”，比如你可以这么说：“一个小时前，我在路那头的杂货店里见过他。”桑德尔认为，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这个策略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并且它可以保护犹太人的生命。有趣的是，康德本人就曾经用过这个策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认为康德的著作对基督教有伤害，于是命令他不准在这类话题上发表任何意见，康德从内心里反对，但君命难违，于是他承诺说：“作为陛下忠实的臣民，我将彻底停止所有与宗教有关的公共演讲和论文写作。”你有没有读出这句话里的机关？其实康德留了一个心眼，因为他知道威廉二世将不久于人世，所以特别强调了这个承诺的前提条件——“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几年以后，国王果然驾崩，既然陛下已经驾鹤西去，承诺也就自然失效了。据说康德对此非常自得，桑德尔也认为此举非常聪明，理由是，相比于直白的谎言，那种在措辞上“具有误导性但在技术上却是真实的陈述”仍旧是可取的，因为无论后者如何闪烁其词，“都是尊重道德法则的”。

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的辩护。首先，在面对纳粹分子的追杀时，哪怕经过剪裁的真话可以救人一命，也不意味着“经过剪裁的真话就是真话”。换言之，说了一半的真话不是真话，而是谎言。事实上，在各种公共事件的官方报告中，我们读过太多避重就轻的所谓真话，它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方面起到的坏作用甚至远高于赤裸裸的谎言。因为它变相地鼓励了投机取巧和阳奉阴违的恶习。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僵化地固守“不准撒谎”的绝对命令，不如接受“当撒谎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撒谎是被允许的”这个假言命令。

其次，当一个人尝试用部分真实的表述刻意误导纳粹分子时，很显然已经对不同行为的后果做出了评估。我的意思是说，他显然认为相比说出全部的真相，有误导性的、部分真实的表述更可取，因为这样做会让犹太人幸免于难。这么一来，桑德尔对康德所做的辩护，其实已经背离了康德义务论的原则，因为此时他已经在考虑后果的问题了。

我一直认为，任何义务论的道德哲学都必须要兼顾后果，完全不考虑后果的道德哲学不仅没有吸引力，甚至可能出现大谬不然的结果。事实上，当康德在考虑德福不一致的问题时，也不得不引进后果的维度。所谓德福不一致，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那么康德究竟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我们下一讲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