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 我们的责任不是创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康德的哲学与人生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康德。有人认为，“康德的生平就是他的著作”；还有人评价说：“康德哲学无与伦比的个人特质”就在于其中“完全看不到个人特质”。这些说法一方面反映出康德哲学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康德的个人形象实在有些枯燥无趣。

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德国诗人海涅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曾经这样刻画康德：

描述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住在德国东北边境的一个老城柯尼斯堡城外的一条小巷里，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的、几乎抽象的单身生活。我想，当地大教堂的巨钟也不比居民伊曼纽尔·康德更兴味索然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都知道，穿着灰袍的伊曼纽尔·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整……在这条菩提树道上他总是来回走八遍，不管季节如何，不管天气是否多云或多云预示了即将下雨，可以看到他的仆人，老兰珀腋下挟着雨伞忧心忡忡地跟在他的后面，一个命中注定的画面。

这当然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画面。事实上，康德绝对不是“一堆和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抽象概念”。

在四十岁之前，康德的生活丰富多彩，传记作者曼弗雷德·库恩甚至用“纵情声色”来形容他的生活，只是到了四十岁以后，康德才慢慢把自己活成了世人心目中的那个机械、抽象、兴味索然的形象。即使如此，也绝不意味着晚年的康德是一个冷血动物和思想机器，他的朋友哈曼曾经说过，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哲学里，康德都是一个天性热情冲动的人。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句名言：“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种哲学，正因为他是这种人，因为一种哲学体系绝非人们可以恣意取舍的无生命的家什，它因掌握它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灵性。”因此，在了解康德的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康德其人其事。

虚伪、奴性和傲慢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首都柯尼斯堡。他的父母亲都是马具师出身，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温饱有余，因为有一技之长，再加上行会组织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他们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受人尊重，而且保有很高的荣誉感和自尊心。

按照《旧普鲁士年鉴》，康德出生的那一天被称为“埃马努埃尔”（Emanuel），他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后来康德自己改名为伊曼纽尔（Immanuel），但意思不变，仍旧是“与上帝同在”的含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康德成年之后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从不去教堂祈祷。康德最突出的哲学贡献之一就是“为信仰留下地盘”，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满足普通人的心理需要，他自己没有这种需求。所以，这个名为“与上帝同在”的哲学家其实并不真的与上帝同在。

康德13岁丧母，22岁丧父，在回忆起父母给他留下的遗产时，他曾经动容地写道：“我（出身技匠阶层）的父母非常诚实、道德高尚，而且举止有礼。他们没有为我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然而他们给了我一个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当我念及于此，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之情。”

仔细琢磨其中的遣词造句，就会发现，康德只是强调了父母的个人品性，却只字未提他们的宗教背景。康德的父母都是敬虔派的信徒，这是新教的一个分支，也是当时柯尼斯堡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宗教流派。所谓敬虔派，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在于“敬虔”和“顺服”。然而这种敬虔和顺从只是相对于上帝和统治者而言，在面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时候，敬虔派的信徒往往会因为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反而产生一种特权阶级的优越感。库恩在《康德传》中指出，成年后的康德既厌恶敬虔教徒的“奴性”表现，又反对他们那种“不可理喻的傲慢”。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在中学时期就埋下了伏笔。

1732年，康德入读腓特烈中学，这是一段不那么美好的回忆。他日后写道：“许多人认为少年时期是黄金岁月，但这或许是个错觉，那是最难受的时期，有令人喘不过气的纪律，朋友寥寥无几，自由则更加稀少。”曾经有学者总结说，康德在评价他的中学教育时，最常提到的是以下三个词：虚伪、奴性和傲慢。

虚伪的反义词是诚实，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integrity，意思是诚实、正直，我认为这个词更重要的含义是人格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如果一个人表里不一，被迫用自己并不认同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那就是对integrity最大的伤害。敬虔派号称是“灵魂的宗教”，特别看重“灵魂告白”与“自我批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康德就读的腓特烈中学要求所有的学生在领圣体之前，必须事先撰文报告自己的灵魂状况，然后由一个训导人员来一一审核，确定谁有资格领圣体。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康德认为这种“自我审查”的做法，既是在控制人的身体，也是在控制人的心灵，它不仅无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能力”，而且会导致“狂热思想以及精神异常”。由于在内心深处不认同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做法，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学校的规章制度，这让康德深感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扭曲，他认为这种教育必然会制造出虚伪的人格。

其实，这种教育不仅会制造出虚伪的人格，而且会制造出“奴性的人格”。所谓奴性，就是缺乏个人的独立意志，唯主人的意志马首是瞻。晚年的康德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曾经不无激愤地认为，自己在当时遭受到了奴隶一般的对待。

最后让我们来看“傲慢”，正像一个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词不仅适用于腓特烈中学的官员们，也适用于那些掌握权力的敬虔派信徒，这些人不但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而且要把“真理”强加给其他人。

毫无疑问，少年时的这些经历对于康德思想的形成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才会明白成年后的康德为什么会如此强调“人的自由”，为什么如此看重人之为人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会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敢于运用你的理性”。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康德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启蒙的敌人是最大的启蒙者，正如自由的敌人最好地确证了自由的重要性。

1755年，31岁的康德终于写完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当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和讲师资格后，就可以在大学开课了。可是康德并没有稳定的薪水，必须靠学生支付的钟点费过活，为了赚取足够的生活费，康德要上很多课，吸引足够多的学生。好在他的课程很受欢迎，总是座无虚席。著名诗人、德国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赫尔德曾经是康德的学生，他形容康德的讲课风格“戏谑、机智与灵动”，“他的讲演课像娱乐的对谈。他谈论原作者，也会掺杂自己的思考，经常比他们更加深远”。赫尔德认为康德唯一关心的是真理本身，他毫不在意派系和门户之见，也不喜欢那些亦步亦趋、唯唯诺诺的门生。康德的哲学意在唤醒每一个人独立的思考。

康德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他喜欢打牌，看戏剧表演，听音乐会，从事各种各样的消遣活动，可以说是柯尼斯堡的社交达人。康德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就是打牌。记得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对自己终日沉迷于打牌痛心不已，曾经这样自责：“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这个胡适之同学继续打牌不止。有趣的是，康德对于打牌却有着非常正面的看法，他认为打牌“可以修身养性，让人情绪稳定，习于容忍克制，因此对道德修养有所影响”。

生活准则的转变

1764年，康德40岁，库恩认为，这是康德获得重生的关键一年。最直接的原因是，康德在这一年失去了至交好友丰克，丰克的猝逝让他深刻反省了生与死的意义，以及人生在世的真正价值。另外，康德的身体一直算不上健康，他身高只有1.57米，在欧洲人里绝对称得上矮小瘦弱，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康德在那个时期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他相信，如果想要献身于伟大的事业，就必须有规律地生活，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康德认为一个人的品格（character）是在40岁定型的，良好的品格不能建立在感觉之上，而必须永远以理性的准则作为基础。康德说：“作为一个人，我们必须根据理性去生活，因此应该以准则来约束兽性的本能，不可以让任何冲动过于强势。”

总之，从40岁开始，康德的生活准则已经从“美学”转向了“道德”，他不再过一种审美的生活、感性的生活，而开始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理性的生活。

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他逐渐成为世人所熟知的那个康德，他的人生与哲学开始合流。1781年，康德57岁，在当时的欧洲，他已经远远活过了人均的寿命，但是康德却厚积薄发出版了他最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在随后的十年里，他又陆续了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一举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康德的哲学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我在读本科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警告我们，康德的长句特别多，如果你用一根手指摁住一个分句，十根手指肯定是不够用的，即使脱下鞋子用上脚趾头，仍然不够用。

据说当时有一个学生由于读不懂康德的著作而发了疯，耶拿大学有两个学生为此决斗，因为其中一个学生羞辱另一个人根本没读懂《纯粹理性批判》，认为后者必须花30年的时间才可能有所了解，然后再花30年的时间才有资格评论。有些傲慢的康德门徒把解释康德视为一种特权，但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就会用“你不懂康德”来打击对方。我相信这是对康德哲学基本宗旨的违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康德最反感的就是因为真理在握而产生的傲慢情绪，他最鼓励的就是“敢于运用你的理性”的自主和勇气。

康德一度相信人之为人的尊严在于有知识，是卢梭告诉他，人的尊严与知识的多少无关，与道德关系很大。康德说：

我曾经相信这（知识）就构成了人类的尊荣，而看不起无知的民众。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纠正了我。这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并且感到：除非我相信自己的这种探索者的态度能在建立人类权力方面给予所有人以价值，我就不比普通的劳动者更有用。

我相信这是康德从事哲学事业最根本的动机所在，也是他的最高目的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虽然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康德形象，但是我认为，40岁之前的康德与40岁之后的康德，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割裂。因为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在反抗虚伪、奴性和傲慢，不断尝试成为自主的、独立的人。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蒙田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讲：“我们的责任不是创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行为的秩序与安宁。我们伟大而荣耀的杰作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是对康德毕生事业的最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