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 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选择：伊壁鸠鲁学派

从希腊时代到希腊化时代

有一句话叫“光荣属于希腊”，我特别喜欢。在古希腊的最鼎盛时期，尤其是在雅典的最鼎盛时期，的确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理性的光辉和无上的光荣。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无数的天才成群结队地汇聚到这里，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难以企及也难以复制的光辉时刻。

伯里克利曾经骄傲地宣称，雅典是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然而，所有的光荣终将逝去，公元前337年，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诸城邦，从此，希腊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的观点，希腊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城邦太小又太好争斗，非但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因为经年累月的内部战争耗尽了希腊世界的元气；第二，在政治上希腊人对于蛮族人的优势也不明显，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为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实有很强的排他性，只强调少数成年男性公民之间的平等，但是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却主张所有人，甚至奴隶、外邦人和野蛮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是城邦里的哲学家，他们的政治想象力以城邦作为边界，虽然也试图批判和改善城邦，但从未想过要超越和否定城邦。相反，他们认定“城邦在根本上是健全的”，而且“城邦是实现更高级文明形式的在道德上唯一健全的基础”（萨拜因语）。在帝国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之际，仍然将目光聚焦于城邦的自我改善，这就好比在手机时代研发BP机的技术，在淘宝的时代继续扩展实体店，其后果可想而知。

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的是希腊时代，开始的是“希腊化”（Hellenistic）时代。作为希腊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据说在远征东亚的时候，他经常在酒醉后自称是古希腊的英雄阿喀琉斯，这个时候，随行人员，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就要为他吟诵《荷马史诗》。每当亚历山大征服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大兴土木，仿建希腊的城市，修建图书馆，传播希腊文明，有人因此评价亚历山大是“最伟大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之一，他把文明世界的发展从一个轨道推向了另一个轨道”。

从希腊时代到希腊化时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希腊的人文精神终于以无形但更有力的方式“化成天下”了！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这或许是文明传播的必由之路。虽然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雅典却真正实现了伯里克利的那个理想——成为“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

从城邦到帝国：生活完整性的分离

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实在是一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希腊历史上曾经被四个帝国长期统治：马其顿、罗马、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于前三者，现代希腊人都已经欣然接纳为“我”的历史，但对奥斯曼帝国却始终耿耿于怀。2008年我在希腊参观的时候，随行的希腊姑娘在自我介绍时骄傲地宣称“我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个姓”，可是当我们跟她聊起伊斯坦布尔时，她却会坚持说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奥斯曼吞并拜占庭的历史从未发生过。我曾经不怀好意地问过希腊人，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希腊500年，他们在文化上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回答是：只有多尔玛与木萨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饭卷与碎肉茄子蛋！

从城邦到帝国，不仅是政治结构的转变，更是抽象的哲学理论和具体入微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谈及城邦的衰微时，麦克里兰指出：“有一样东西是无可否认地失去了，那就是城邦生活提供的完整性的感觉。你应该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在城邦里都有答案。在城邦里，你知道你是谁。在城邦内部，以及对其他城邦的成员，你都有个身份。”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完整性”。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刚刚有网络的时候，北大校内网常常会跳出一行字，大意是“上网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把饭粒掉在键盘上”，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它非常准确地刻画出现代人高度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意义指向都毫无关联，生活就像是水银泻地，四下散去，无法拾掇成一个整体。不仅个人生活如此，群体生活也如此。当我们行走在中关村大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关联的原子化个体，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城邦生活因其完整性而格外意义充沛。在城邦里，你认识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你与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紧紧包裹在一个由血缘、宗法、习俗和道德构成的整体中，虽然这意味着你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自由，但它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而扎实，充满了确定感和意义感。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可如今，大树已经枯萎，从城邦中分离出来的个人从此“不得不学会过单独的生活”（萨拜因语）。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

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这个问题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无缝切换，这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精神风格。

伊壁鸠鲁的快乐观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暴毙，雅典爆发了反马其顿的政治运动，为了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亚里士多德主动选择离开雅典，回到故乡，次年亚里士多德病逝。

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到公元529年最后一个希腊学园被关闭，这个时期的古希腊哲学被称为“晚期希腊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是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它们的思考进路和哲学基础非常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是退隐和出世的思想底色。

这一讲我们将重点介绍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Epicurus）生于公元前341年，卒于公元前270年，由于用快乐解释至高善“eudaimonia”，常常被后人贴上“享乐主义者”的标签，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误解，因为伊壁鸠鲁并非纵情声色之徒，他追求快乐，但不追求享乐。

伊壁鸠鲁认为每个人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个人感觉是我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根据，在所有感觉之中又以快乐最重要。伊壁鸠鲁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一切善的根源来自口腹之乐，就是智慧和文化也与此相关。”他一方面承认“每一种快乐都具有自然吸引力”，一方面又认为，“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选择”，为此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快乐：

1.自然和必需的快乐；

2.自然但不必需的快乐；

3.既不自然也不必需的快乐。

什么是自然和必需的快乐？伊壁鸠鲁说：“面包和水，当放进饥渴的嘴唇，就能产生最大的快乐。”这些快乐是自然的，因为它符合人的天性，这些快乐是必需的，因为它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记得有次看到陈坤的采访，他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憋了两小时的尿然后一泻而出，如果伊壁鸠鲁听到这个说法，应该会欣然把它归入自然和必需的快乐。

哪些快乐是自然但不必需的呢？打个比方，饥肠辘辘的时候，你很自然地想要吃饭，但是如果你并不满足于吃一碗食堂的炸酱面，而是非要吃传说中的满汉全席，这就是在追求自然但不必需的快乐。前两天看到一则报道，一家五口人在京郊盖了一幢2000平方米的房子，设计极为艺术且环保，可是这个居住空间显然超出了必需的范畴，这么多的卧室怎么打扫得过来呢？万一孩子在家里走丢了怎么办呢？

除此之外，伊壁鸠鲁认为还有一些快乐是既不自然也不必需的，比如名望和权势。名望和权势更像是贬义词，相对中性的表达是荣誉和权力，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们都属于政治生活中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荣誉是不自足的善，因为荣誉依赖于授予者而不是被授予者，当人们热爱你的时候他们就给你鲜花和掌声，当人们厌弃你的时候他们就对你抹黑、给你差评。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始终认为，政治生活是普通公民最有可能过上的幸福生活，也就是说荣誉是值得追求的善。相比之下，当伊壁鸠鲁把荣誉和权力贬低为名望和权势，视之为既不自然又不必需的快乐时，就意味着他彻底放弃政治生活，退守到私人生活中，把个人的感受和私人的幸福视为头等大事。伊壁鸠鲁学派的口号是：“我们应当从日常责任和政治事务的牢房中逃离出去。”“除非迫不得已，圣哲绝不会参与公共事务。”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入世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罗素才会这样感慨：

亚里士多德是欢乐地正视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家；从他而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而具有着一种逃避的哲学。世界是不好的，让我们学会遗世而独立吧。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它们都是幸运的赐予，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报酬。唯有主观的财富——即德行，或者是通过听天由命而得到的满足——才是可靠的，因此，唯有这些才是有智慧的人所要重视的。

用哲学治疗灵魂的疾病

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哲学的唯一功能是治疗，就像医术治疗身体的疾病，哲学治疗灵魂的疾病。灵魂的疾病来自虚假错误的观念，所以为了治疗灵魂的疾病，就必须用观念来治疗观念。

三种快乐类型的区分就是观念治疗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区分让我们意识到宴饮、豪宅、名望、权势——所有这些看似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是文明的产物、人造的欲望，执着于这些错误的观念，会让我们的人生像是在坐过山车，时而快乐时而惊恐，永远处于煎熬之中，唯有去除虚假的观念，回到事实本身，追求那些自然而必需的快乐，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伊壁鸠鲁说：“最高的幸福是不可增减的，人们在动态快乐中得到的享受或强或弱，只有在静态快乐中才能处于平稳不变的幸福状态。”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伊壁鸠鲁看似主张追求快乐，其实是在强调规避痛苦。在所有的痛苦之中，死亡应该是最本体论的痛苦。在这个问题上，伊壁鸠鲁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人死之后，身体就会分解成为原子，而原子是不会有感觉的，所以“死对我们毫无影响”。

作为晚期希腊哲学的代表，伊壁鸠鲁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不再把城邦看作实现个人幸福的基础单位，他们对政治生活灰心失望，敬而远之，甚至对宗教也不抱任何希望，认为神根本就不关心人世，因此要想获得现世的幸福，就只能诉诸个体的努力。作为感觉主义者，他们不像后来的斯多亚学派那样重视理性，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对肉体和精神的快乐的直接渴望上”（斯通普夫语）。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不是享乐主义者，当他们说快乐是终极目标时，特指的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不受干扰”。同时，伊壁鸠鲁主义者也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从不否定自然而必需的快乐，比如，伊壁鸠鲁本人就曾经说过：“送我一罐奶酪，好让我想要的时候饱餐一顿盛宴。”这让他们与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划清了界限。